民主政治中精英统治/ 治理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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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民主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的观点各不尽相同，但有下列这些共同的认识：(1) 民主并非意味着人民统治，而是精英或政治家统治；(2) 民主政治意味着多元精英竞争的过程，而政党竞争是其中典型的一个；(3) 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定期地投票选举出决策者，当然他们可以通过利益群体对决策过程有所影响；(4) 精英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精英的行列。

1、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民主内涵

对一个持精英主义倾向的学者来说，如何界定民主对构筑出其民主理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从对民主的界定本身中就不难看出学者本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熊比特的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是通过对民主所作的界定表现出来的。他说，“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 他的民主定义常常为人所引用，认为是最具精英主义色彩。而熊比特之所以这样界定民主，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他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与分析密切相关。他对古典民主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1)共同幸福观念的虚妄；(2) 非民主决策比民主决策更为人民所普遍接受；(3) 大众意志的虚 妄。因此， 一是要消除古典民主理论的观念；二是人民是什么呢？结论是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实用 、最有效、最合适的民主模式。如何保证民主的运行，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民主能够令人满意地得以运行？熊比特提出五个方面：(1) 政治家们要有很高的才能；(2) 对立的领袖(或政党)之间的竞争；(3) 官僚制度；(4)存在“ 民主的自我控制” ；(5)有并能容易地让不同见解表达的文化能力。

熊比特的民主定义对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民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Anthony Downs说熊比特对民主的界定是他自己研究的基础与灵感的来源。 李普赛特(S. Lipset) 说他在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1959) 一文与《政治人》一书中所采用的民主定义是从韦伯和熊比特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自熊比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后，当代理论家通常都同意民主是“ 选择领导人或统治者的一种方法”。1962 年，在他的《 民主的另一种理论》中，熊比特强调了投票者在产生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的作用。他说，“ 人们现在这样认为人民的角色是产生政府，或者其他中介团体，由这些团体产生出国家的行政机构或政府。我们的界定是：民主方法是为了作出政治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中，人们通过竞选人民的选票而赢得决策之权力。” 尽管熊比特再次对民主所作的界定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有所差异，但依然是精英主义的。

萨托利的民主观本质上与熊比特的相类似。他将民主视为少数人领导的一种体制。他曾经提出过“ 民主的垂直的权力结构怎样”这样的问题，他本人的回答是民主的特征就是少数人领导。 与熊比特相类似，萨托利认为民主就是在选举时领导者竞争统治权威的一种程序。在他看来，民主选举主要的就是为政治领导权威提供一种合法性的程序。尽管当代民主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多元性：各种社会权力群体共同参与治理，而领导与精英的影响过程也越来越复杂，但有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少数者即精英权力越来越小了。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尽管达尔从不同于熊比特的角度探讨了民主的本质问题，但结论仍然相当的相似。他认为多数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认民主的特征是少数统治，但是他认为是多元的少数 (Plurality of minorities)统治。达尔没有直接用“ 精英主义民主”这个概念，而是以“ 多元民主”(polyarchy)代之。总体上说，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依然具有精英主义色彩。

2、民主政治中精英统治/ 治理的不可避免

在精英主义理论家看来，精英统治、支配社会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规律，任何社会包括民主社会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莫斯考在其晚年认为精英与民主是可以协调起来的，这种认识在古典精英理论家中属于第一个。他的《统治阶级》一书中的最后一章反映了他的这种努力。莫斯考说，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两大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存在的事实。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代议制民主社会中也是少数支配多数？他认为人民主权是不现实的，因为统治阶级的结构与特征在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是极为重要的。现实的情况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由有共识的、行动一致的组成的百人将胜于行动不一的千人。 他认为，当我们说投票者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并不是非常确切的；事实是这样的：代表是由他自己选举产生的(如果这说法有些粗糙)， 也就是说他的朋友选举了他。 尽管在理论上说在大众选举时选民有其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自由等于零，因为在选举中，那些有意志、有道德的、有知识与物质手段的人会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头上，从而支配他们。 此外，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拥有一些品质为社会所高度评价，并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韦伯(Weber) 是民主的拥护者， 但是，他不相信人民主权的可行性，怀疑人民自己判断政治的能力。他的科层制理论与其民主观是密切关联着的。他认识到即使在民主政体中精英统治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相信代议制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可能为选民提供控制当选者的空间。尽管韦伯认为科层制必然伴随着现代大众民主，但是人们应该小心地使用“ 民主化”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有误导的可能。事实上，“ Demos” 本身就含有被统治的意思。变化的只是选择领导者的方式及 “ Demos”影响的手段、措施。韦伯认为在现代科层制的社会中，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具有不可操作性，政治组织必然由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来管理，而管理需要具备相当的才能，所以政治是精英的一项事业。 因此，他以为，民主就是像市场， 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人竞争选票和权力的场所。韦伯说，只有一种政治，那就是职业政治家的统治，而现代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选民投票选择领导人，民主选举中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信誉与声望。 民主体制本质上是克理斯玛(Charismatic) 式的。

当他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也是由精英统治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思想就开始远扬了。他的所谓“ 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十分著名。他认为精英的不可避免在于，在所有科层组织中都存在出现寡头的强大动力，他们的利益不同并超越于其组织中一般成员，即使在民主的和平等的组织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精英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少数政治精英对多数大众的统治是通过组织而实现的，前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而在人数占大多数的人民只不过是无组织的人群而已。正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深刻研究，促使米歇尔斯提出“ 寡头统治铁律”：谁说到组织就是说寡头统治，民主政体、社会主义政党概莫能外。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政党的目标从理论上说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寡头统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解释这些政党却却也出现了他们所反对的寡头统治。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没有组织，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组织是弱者与强者斗争的一种武器。因而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直接与其人数成正比。不过，其代表与协调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工人阶级直接治理的不可能。从技术上说实现大众主权是不可能的。因而，从技术与现实角度来说寡头现象是政党组织所必需的。因此，对于民主来说，职业领导的出现表明民主开始结束。第三，工人阶级对领导权的冷漠与需求。许多公民对政治事务没有兴趣。政党成员的大多数对其组织在议会中能否获取多数席位也不会关心。因此，多数人实际上感到高兴的是发现某个人，他或她能够不辞辛苦关心他们的事。即使在工党中，大众十分有组织，但是，依然十分需要有人指导。第四，工人阶级竞争力的缺乏与领导者的优势。在政治生活中，大众缺乏竞争力是几乎普遍的，由此巩固了领导者权力的基础。既然民众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利益，那么，由专家来处理其事务就有必要了。有些研究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同样大大地优越于其民众。第五，工人阶级领袖的不变更。官职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越大，因而后者也越来越依赖于前者。

因精英统治的不可避免，熊比特以“ 人民赞同的政府”(government approved by the people) 代替“ 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概念。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别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 社会分为精英与大众是普遍的，即便在民主社会也是如此”，“ 少数人掌大权，而多数人则拥有的权力相对就小得多了”。 他说由少数人掌权的社会依然可能是民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他看来，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就需要建立起精英对大众的“ 责任制度”；尽管民主政体同样由精英掌权而被统治者的大众享受的权力很少，但是这种少量的权力可以控制精英，使之能够负起职责来。这种社会就是民主社会。

针对传统的民主理论(主要是“ 人民的统治”、“ 多数人统治”)，波普提出了著名的“ 民主悖论”：如果多数人选举产生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那么我们必须服从这个专制者，因为他是民选出来的，因为是民选出来的，所以符合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又要反对这个专制者，因为他实行的却是独裁统治，而这有悖于民主原则，从而陷于一种二难困境之中。因此，他反对多数人统治的思想而对民主作出新的解释。在他看来，民主与非民主比如专制政体的区别不在于由谁来统治，即由人民自己还是由独裁者，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统治，关键的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制度：民主是一种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少数统治者权力的制度或程序。

达尔在其《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说，一个进行定期选举和政党竞争的制度并不导致多数人统治，但是，这种制度即多元政体可以“ 大大地扩展了少数人的数量、规模和多样性，它们的偏好将影响政策决策的产生” 。 尽管他说美国社会“ 不是多数人的统治，甚至也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但其中心意思依然说精英统治着美国。Thomas Dye 与Harmon Zeiglar 认为民主当然是指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是，民主的存在或生存又有赖于精英。他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 民主的冷嘲”(irony of democracy)， 这就是说假如民治的政府要生存下去，需要精英明智地进行统治。

不过，当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家们对于精英的不可避免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

3、民主政治中大众的能力、素质与精英的核心角色

精英统治在民主社会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民主社会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民主与大众的关系方面尤其大众的能力问题。他们更相信精英的智慧与能量，而对大众的能力多半加以怀疑的，这是他们之所以认为即便在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扮演核心角色的基本因素。 William Kornhauser 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原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政治总是缺乏兴趣。这种无兴趣本身也表明人们对制度的不满，因为政治由国家精英操纵与动员的，大众很容易受精英动员。这是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依然能够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在他看来，在多元民主社会中自治的中间群体或组织为真正的参与提供渠道。所以，不同熊比特，他十分重视中间群体的角色，认为在多元自由民主社会中中间群体可以防止走向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或“ 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危险。 Thomas Dye 和Harmon Zeiglar 也认为，正是人民缺乏信息和参与兴趣，使他们极少介入政治：“ 大众不领导，而是跟从。他们只对精英的态度、建议和行为作出反应”。李普赛特也认为“ 下层阶级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信奉远不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低层的阶级往往具有反民主的倾向，他们很容易导致支持极端主义运动，或者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对政治失去兴趣。 所以在精英主义者看来，“ 民主制度---- 选举和政党---- 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就是说，这些制度可以通过给大众在选举日时一个(投票) 机会将大众与政治联系起来”。精英与大众都有可能对民主构成威胁：精英并不总是能够承责维系民主制度与价值，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富有远见，各种精英如政治家、公司官员、国会议员、官僚总是着眼于短期的或狭窄的利益；而大众也有可能威胁民主价值。李普赛特说大众关心政治对民主未必有好处，相反这是一种危险，因为普通大众进入政治领域可能会“ 粉碎”民主制度，因为大众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主义的政治力量。

4、民主政治中大众的作用和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强调精英，但并非所有的精英主义者都完全否认大众对民主政治的意义。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承认“ 政策的形成实际上在精英手里”， 但是他并不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不是民主了，因为在民主社会中，被统治者总是能够赶走领导者或者迫使他们决策时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因此，“ 过高地估计民主社会中精英的稳定性，或者专权的能力是错误的。 这就说是在民主政治中，大众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往大多数只集中于政治精英的角色。有些精英主义理论家指出，大众行为事实上有助于民主的维系。工会、农民组织、教会群体、各种协会等在反对权威政府建立民主政体中有重要的作用。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肯定了工会、工人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为争取扩大政治民主所起的重大作用。 民主政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动和相互负责任的一种制度。

当然，还有些学者否认大众对民主的意义。Thomas Dye 和Harmon Zeiglar认为，大众与民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 通常大众是冷漠和不活跃的”，换而言之，民主的生存并不依靠于大众对民主理念的支持，因而大众献身于民主对民主政体的生存是没有必要的；相反，精英对民主理念的支持对于民主来说才是关键因素。在他们看来，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民主价值只有在大众不参与政治时才能生存，原因在于大众并不信奉个人自由、多元宽容、言论自由的原则，因而他们会威胁着民主的价值观念。 他们的结论是精英治理是不可避免的，而大众治理是不可欲的。

那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有些学者认为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模式 (Zero-sum model)。Nelson W.Polsby 等学者认为古典精英理论太关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强调两个关键的过程：精英的循环与流动。 古典精英理论家将精英循环视为政治稳定与活力的关键因素。尽管Nelson W.Polsby等人承认精英循环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精英流动在精英与大众关系中更为重要，是这种关系的核心。精英需要大众的支持。为了取得这种支持，精英的构想必须与大众的利益与政治取向一致。G. Lowell Field, John Higley 和 Michael G. Burton 强调精英的设想需要与大众利益与取向相一致，而这种相关制约着精英的行为；如果失去大众的支持，那么就会影响精英的仕途，或者至少影响精英的作用的发挥。总之，大众的利益与取向成为一种参数，在这种参数中精英能够安全与有效地发挥作用。

5、精英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与保护大众的政治权利

即使在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有滥用其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就提出如何保护大众的政治权利的问题。莫斯考在其晚年更多的是关注民主国家的出现问题。他相信民主国家出现的意义。第一，在代议制中政治力量组织化了，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第二，政府的所有行为常为公众讨论，在民主政体中，议会、个人、媒体都要求人们关注权力滥用的问题。这就迫使统治阶级考虑大众的要求与公众的不满；第三，这个政体可将统治阶级进一步分为各个集团：一个为由官僚与司法组成，另一个由大众选举选出来的官员。不过，他担忧的是民选出来的政治家滥用权力的危险。因此，为了限制政治家滥用权力，莫斯考强调一个自主的官僚精英的角色重要性，强调司法要独立于政治精英。不过，在熊比特看来，政治精英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产生权力滥用，因为民主的竞争性本质会限制权力的滥用。决策更需要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领导者握有动议权而人民对此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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