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收入分配改革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阶段

拥护拿 发表于 2010/08/21 07:33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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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问题有多严峻?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

  记者:应该说,收入分配问题,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汪玉凯: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当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如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就会诱发、导致一些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问题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调整政策,甚至政策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得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在这方面,南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借鉴。

  目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

  ——可以从三个视角认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

  记者: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或者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呢?有哪些视角或判断的标准?

  汪玉凯:我认为有三个观察的视角可以分析、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即基尼系数理论、第一、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限现状以及行业差距。

  基尼系数理论虽然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但反过来可以应证收入分配的基本状态。按照基尼系数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这个社会肯定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超过0.4,证明贫富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对掌握政策制定权的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达到或者超过0.5,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基本在0.2以下;70年代末,大体在 0.28左右。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已经超过0.5,达到0.53,不管这些测算是否准确,但这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整个情势应该说还是值得警惕的。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来看,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例为53.4%,到2009年下降到了39.4%。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说明我国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就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另外,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四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看,我们整体上处于世界比较低的水平,长期徘徊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这几项支出加起来一般要占财政总支出50%以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也不到位。

  从行业差距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的行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同行业就业的职工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被打破,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进一步强化了,从而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垄断行业的就业人群占全国就业人口约8%,但是他们却拿走了全年所有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民工)工资福利的一半。这说明我国的行业差距也拉得非常大了。

 如何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大有作为

  记者: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应有何作为,注意哪些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政府应如何运用政策杠杆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汪玉凯:按照我的理解,政府在调节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关系时,有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制定收入分配的整体战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计划体制对社会的束缚,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率先富裕的重大政策选择,然后带动全社会走向富裕。这就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指导思想要做重大调整,也不说是公平优先,就是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顾,在这样大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采取什么办法。

  其次,政府最主要的要解决好两点:一是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我们的一些政府确实存在着与民争利的问题。比如,政府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的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收费等方面,社会的反响是很强烈的,但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首先要控制政府行为,克服政府与民争利的倾向。这是收入分配政策公平合理的基础。

  二是要根据改革发展的进程和实际情况,不断对收入分配制度做出调整,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这个政策杠杆,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映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政府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再次,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中,政府责无旁贷。政府要提高政府制度杠杆来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的问题。一个是法律杠杆,一个是政策杠杆。法律杠杆如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政策方面我们首先要提高劳动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扩大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政府用国家财政钱来投资经济建设,特别是要对既得利益集团,敢于动真格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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