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多样性”问题/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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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即重视文化类型及其表达方式的丰富性，尊重并扶助弱小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观和文化立场，已成为今天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又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是秉持同样的文化观和文化立场。

但迄今为止，很少见到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深入的、理论性的论述。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文化多样性”及其相关问题，做一探究。

一、文化多样性与中国传统

纵观世界史，如果把中西文明相比较，那么可以说，文化多样性一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观。相对而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倒不是欧洲文明的特点。例如，孔子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些话并非空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的政治文化实践。例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另外，对于刚刚被自己推翻的商王朝，也不例外。周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后来武庚叛乱，周公平叛，诛杀武庚，但依旧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便继续奉商人的宗祀。这就是“兴灭国”。孔子是商人的后裔，他懂这道理。

秦始皇兼有天下，搞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收缴民间藏书，严格控制文化，“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动辄有杀身之祸，使得诺大的秦帝国铁板一块，硬而脆，不旋踵即土崩瓦解——从翦灭六国到王朝倾覆只有15年光景。西汉代秦，拨乱反正，到汉武帝整合意识形态，采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但并未禁绝其他诸子，道家、法家等在汉代仍有独立的发展。况且，董仲舒本人即杂揉了道、法、阴阳、五行等诸子学说，形成历史上儒学的第一次综合。这种状况，用今天的官方语言说，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

类似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公认的少数民族只有9个，即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瑶族、彝族。但是，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民族识别”，先后认定了其他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最后一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这种做法，使许多原本族群意识含混模糊的群体，被确立为“独立民族”。这是现代版的“兴灭国”。

欧洲历史不同于中国。罗马帝国时期，先是大规模残害基督徒，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暴力使无数基督徒殉道。以至于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5-220年）说，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作为异端的基督教是用血来传播的。但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又反过来残害异教徒，政府禁止异教的祭祀和集会，摧毁所有偶像，焚毁异教神庙，系统地清除了希腊罗马的一切异教文化。因此，作为正统的基督教同样是用血来传播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基督教与异教、正统派与异端派、天主教与新教等等之间的迫害和残杀，很难从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方面寻找根源，而只能归之于文化，即由同一种文化逻辑所支配。反复的文化清剿穿越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其结果之一，便是欧洲现有的文化相当匀质和单一。例如，今天，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欧洲项目，与其44个国家的数量相比，可谓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追溯到历史的原因，而其背后，则是西方特有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相反，中国的文化类型及其表达形式极其丰富多样，例如，目前经过官方识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达约87万项。同时，中国也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

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欧洲在文化上匀质单一，政治层面却邦国林立，至今欧盟统一进程步履维艰。由于近期希腊社会危机的影响，其统一进程发生逆转也并非不可想象。相反，中国自秦汉时代就实行了郡县制，建立了大一统国家。在汉代，最远的郡县，例如东部的临屯郡、南部的象郡，距离首都长安分别达2300 -2400公里。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何长期维系这样一个巨型共同体是一个难题。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大一统国家长期并存，实际上形成了“多样与统一”互动互补的辩证的关系格局。用孔子的话说，是“和而不同”。《国语》中则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观念在中华文明史上一以贯之。大一统的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其间充满了缝隙和差异。这似乎造就了一种“柔韧”的政治文化结构，使大一统的国家更易于抗衡和化解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二、“文化多样性”在欧洲的起源

“文化多样性”作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特别是作为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是晚近以来转变形成的。解说清楚这个转变形成过程需要回顾世界史，从大处着眼，认真梳理。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几个关节点，勾画一个轮廓。

本来，人类文明就是多元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们的起源、特性和种族载体，都迥然不同。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些不同文明体之间，彼此大体保持着平衡和均势。

但是，自从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之后，欧洲商业资本迅速扩张，开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两三百年后，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欧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彻底欧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欧洲人确信，他们的统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优越性，文明的优越性又源自其种族的优越性。上帝创造了不同种类的人，白色人种天命所归，注定要领导那些“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欧洲人陆续在各大洲接受“劣等种族”的效忠，在印度他们被称为“sahib”（大人），在中东被称为“effendi”（先生），在非洲被称为“bwana”（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patron”（恩主）。19世纪的100年，拿破仑战争结束，重新整合后的欧洲，以英国为中心，经过工业化，实现了产业升级，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因此，到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一种历史巅峰的快感体验中，形成了19世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描述当时英国人的世界观说：“历史对于他们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

大约一百年前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英国诗人吉卜林才能发表他那篇著名的诗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达其种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立场。当时正值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占领菲律宾之际，因此该诗的副标题是“合众国与菲律宾群岛”。吉卜林敦促美国，像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肩负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虏获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担任美国副总统、不久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赞赏，他抄录此诗，题赠友人。1907年，吉卜林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摘取这项桂冠的英国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传世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取该奖项的美国人。诗人与总统、文学与政治，英国与美国，以及国际大奖的频频青睐，象征性地传达了上个世纪之交国际主流社会的特征。

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战争削弱了欧洲旧殖民帝国，战后出现了苏联。在苏联的推动下，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组建共产党，如亚洲的土耳其（1920）、印度（1920）、印尼（1920）、中国（1921）等。二次大战是一战的延续，也只有到二战结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旧殖民帝国才彻底瓦解。从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个国家获得独立，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一。本来，1884-85年柏林会议后，不到20年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便瓜分了非洲大陆。但是，从1956年开始，仅仅十几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便一举摆脱了殖民统治。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有17个非洲国家在一年内独立，其中14个是原法属殖民地。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51个成员国当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124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占70个。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大体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我们熟悉的名句。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个时段，除亚非拉地区外，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爆发了大规模反体制运动。美欧日学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风起云涌。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5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上街游行。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体制运动中，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统统受到质疑。差不多同时，法国当代理论最强大的解构主义学派登台亮相——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三本代表作《书写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均出版于1967年。德里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传统在万物背后都设定了一个唯一的本质、中心、力量，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解构主义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同时颠覆由此衍生而来、盛行于西方的本质主义、父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倡导最彻底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堪称1960年代西方造反实践的哲学版。

六八运动影响了几代人，解构哲学传播于西方校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当年六八学运的风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欧洲绿党党魁，在他看来，1968年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资运动，在实践层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观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成。

冷战结束，无论是以往的东方西方对峙，还是三个世界格局，都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取代，世界史周期又进入新的时段。面对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国际社会便本能地使用多元文化观的立场，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这其中，从“文化例外”的提出，到“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又以法国最为活跃。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回想起1968年，以及那个时代遍及世界的反殖反帝反体制运动。实际上，不管承认与否，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化多样性”的时候，仍然在享受上个时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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