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照不亮菲律宾/李兴刚
DATONGIST 发表于 2010/07/26 01:06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尽管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已经推进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其民主化却不尽如人意。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其作为亚洲民主橱窗这一形象,而且也意味着美国在亚洲推行美式民主的失败。菲律宾在推行民主化进程中受挫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参政意识和政治观念———即政治文化便是影响人们参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们考查和评价一个政体的民主与否,主要是看该政体的民众对民主的参与度。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 A. Al-mond)的关于政治文化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一种静态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阿尔蒙德和维巴根据综合比较研究把不同的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顺从型政治文化( subject)、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本文拟从三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分析政治文化对菲律宾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一、地域型文化———移植民主遭遇挫折
地域型政治文化以封闭状态的部落和结构单一的小型社会为典型。在这政治文化中,政治角色尚未分化,政治功能混融一起,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能贯彻到社会基层,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知觉非常朦胧,而对于部落、村庄、家庭和宗教等分散结构却有着强烈的认知、感性和评价。由于社会成员被封闭在地域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简单,事务单纯,所以人们不关心自身区域之外的事务。[2]而在这种环境生存的人们久而久之形成了忠诚于自己部落或社会团体的价值观。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即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地域型政治文化对菲律宾民主政治早期的发展是具有深深的影响的。
1946年,菲律宾获得独立之后,外壳独立,实属美国的附庸。为了控制菲律宾,美国把自己一套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移植到菲律宾,而这套移来的民主仅仅生存了19年,即于1965年便被马科斯独裁政权所取代。移植民主的失败固然是与当时菲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有关,但这时期的菲律宾本土政治文化缺少其适宜生存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移植过来的民主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政党竞争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而此时的菲律宾国内政治文化处于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社会严重分裂,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身处不同亚文化社群中的个人很少有彼此之间的互相作用,[3](P21)政治认同和价值观于分散和游离的状态之中,因此在菲律宾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且还没有摆脱对诸如部落、村庄、或教会这类狭小团体的忠诚这种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受“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或“庇护制”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处理垂直的或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导致现代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4](P23)面对突如其来的以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选举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处于上述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取向、政治目标的诉求等均处于模糊状态,加之本来政治观念就不成熟,从而使自己的现代政治价值观难以形成,面对现代化的民主选举,只能是凭借自己的感情嗜好或需求去参加选举和政党等一些政治活动。菲律宾政党之间频繁“跳槽”的现象正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环境的真实写照。菲律宾战前自治政府总统奎松说过一句话:“当效忠国家与效忠政党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该放弃对党的效忠,而效忠国家。”[5](P207)这句话表明当时政党只是争权夺利的一种工具,与民主政治制度中政党所需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这一些都说明当时在菲律宾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正是民主得以实现的一个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培养民主政治文化在于解决情境问题,而解决情境问题在于使民众摆脱原有的价值观的束缚。不难看出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1](P586)总体而言,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对菲律宾民主进程的影响是负面的,它构成了民主失败的一个潜在的因素。
二、顺从型的文化———民主失败的肇因
顺从型政治文化(又称臣民型文化)决定了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服从依附关系。社会成员虽然对政治体系的特征、政府的政策输出有高度的认知、感情与评价,但是被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无法影响政治过程。因此民众往往被动地接受统治,由于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对政府产生影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动服从政府管制,对于政治体系没有任何期望,既不想也没能力去参与政治生活。在这种文化下,民众视自己为臣民,而不是参与政府的公民。处于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民众对于诸如选举、政党一类的政治活动表现出冷漠或者抵触的情绪。同时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认识模糊,加上政府的高压统治,从而导致对参与政治活动失去兴趣。菲律宾马科斯独裁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环境正是顺从型文化的一种表现,而这一时期正是菲律宾民主政治转向威权政治时期, 菲律宾民众早期忠诚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念被现实的破碎的政治体系所激活,表面下的顺从,心里埋藏着不满,一旦具备打破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民众将会揭竿而起。马科斯独裁统治的结束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映。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对菲律民主政治转入威权政治是具有极大的影响的。
在治理国家时,凭借民主方式登上了总统宝座的马科斯继续沿用西式的民主政体,而菲律宾本土却不具备这种民主制度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民主制度在菲律宾的早早夭折却不足以为奇。按亨廷顿所说,就是菲律宾缺少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民主政体不得不面临失败的危险。而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赢得民众的认同,不得不大势渲染为其服务的政治价值理念,并许下迎合民众需要的诺言,如:马科斯在竞选时提出了使菲律宾民众振奋的“尽力使菲岛再伟大起来”的竞选口号又富有吸引力。[6](P746)而这时期的菲律宾正处于民族主义高潮时期,人们带着美好的愿望走进了马科斯统治时期,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来越不尽如民意,菲岛没有伟大起来,相反摆在民众面前的是:经济裹足不前,党派纷争混乱,人民大众困苦不堪,统治者腐化贪婪。民众的失望与日剧增,马科斯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采取高压统治:采取强硬手段查封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由军队接管新闻机构、通讯等重要公用事业;大肆逮捕、关押政敌和反对派,从而使菲律宾陷入了马科斯独裁统治之下。菲律宾民主化进程由于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而中断了。独裁体制代替了民主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的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主导这一时期的顺从型的文化造成的。
菲律宾政体在马科斯的统治之下逐渐由民主体制转变成独裁体制,其肇事者之一便是主导这一时期的顺从型文化。其原因:一方面是:处于马科斯统治时期的民众面对培养起来的政治热情被冷酷的眼前政治毁灭的现实,同时也由于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诉求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回应,深感自己的政治行为对马科斯政府不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民众对政治逐渐失去兴趣和变的冷漠。另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中的顺从家长权威的传统思想的死灰复燃。马科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 加紧了对政治系统的控制,从而使面向民众的政治系统处于关闭状态。这些举措加剧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被动局面,民众成为政治系统的被动的服从者。在政治现实生活中,民众对马科斯政府输出的政策软弱无力,不得不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慰藉,因而宗教、顺从家长权威和忠于部落、种族王国的臣民的传统思想在菲律宾民众头脑中死灰复燃,而这些宗教价值观和臣民的政治价值观的核心是顺从和服从,这种文化情结和社会心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马科斯对政治权利的垄断。马科斯政府在1972年实施了军管法,军管法的实施宣告了美式民主在菲律宾的失败,从此,菲律宾进入了独裁统治时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人们对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的观念的反映。菲律宾政治文化的变迁反映了菲律宾政治社会以及民众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同时也折射出了菲律宾政治制度变迁的轨迹。菲律宾政治文化从地域型文化向顺从型文化的渐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超前或滞后的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域型文化和顺从型文化属于欠成熟型文化,它们还不具备民主政治制度生存的政治文化条件,而在种文化环境下外来移植的民主政治制度难免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三、参与型文化———民主进程的推动者
参与型文化体系下的民众认为: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利害相关,政治体系直接影响成员利益,社会成员相信,参与政治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所以,民众一般要求参与政治过程,以便影响政治决策。同时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政治责任有高度的认知、感情与评价,因而对政治过程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文化可以构成民主的基础。[7](P88)菲律宾1986年2月爆发了在人民力量主导下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二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菲律宾民主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也揭示了菲律宾民众对政治具有了深刻的情感认识和理性的选择,为以后菲律宾民主的回归和发展提供了政治文化氛围。
菲律宾民众参与型的文化是伴随着菲律宾民众的政治觉醒、政治情感的理性化、政治理念成熟、政治价值观的明确化和政治认同的稳定化而逐渐形成的, 它推动和加速了菲律宾民主化的进程。早在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之前,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已有所觉醒,要求自由民主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其中较有影响是在 1981年9月,马尼拉爆发了万人群众大示威,并提出了“打到马科斯”的口号。同时随着政治情感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化,人民群众逐渐告别了过去那种非理性的、狭隘的地域型的、充满暴力的政治选择,开始利用合法理智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权利;并改变了过去高压统治之下对政治冷漠的态度,政治热情逐渐变得高涨起来。例如民众纷纷参加各种党组织和组建各种民主主义组织, 1984年国民议会选举,反对党夺得了200个席位中的63个席位;选举中因暴力而死亡的数字由1971年的900多人已降至1986年的300人左右。[8](P81)菲律宾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权利,通过投票等参与式民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趋向和利益诉求的人数也在直线上升,如参与1987 年新宪法投票的人数已达4000万,而当时菲律宾的人口数为5000万人;[9](P288-290)同时民众的政治信念逐渐变得明朗和成熟,对自己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变得理智。再加上相对比较民主和宽容的政治环境,故而马科斯政权垮台之后,科·阿基诺政府为了开创民主、自由的新政风,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把保障人权等作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于1986年2月28日,下令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至6月中旬,释放了包括菲律宾共产党前主席西松和新人民军司令丹特等人,从而使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同由以前的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逐渐趋向明确和稳定。民众明确的价值观和稳定的政治认同为菲律宾民主的恢复和稳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菲律宾政治的发展回归到民主的轨道上来奠定了基础。菲律宾民众在经过多年的政治参与之后,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培养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时对政治体系拥有了自己的认知、感情和评价。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对于能够维护民众权益和利益的政府,群众就给予支持,否则,就会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迫使其下台,例如民众利用第二次人民力量把埃斯特拉斯总统赶下了台。因为民众深知: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12](P313)所以民众为了争取更多的权益,更加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这也迫使以后的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措施,如阿基诺政府采取了一些恢复民主的措施:制定并通过了1987年宪法,该宪法主要强调民主和人权,并且规定了有关选举的程序和允许多党制的存在,这有利于维护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拉莫斯政府在全菲实行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制,重新启动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平谈判;阿罗约政府加大反腐力度, 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支持。上述措施相应地又促进了民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和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民众积极广泛地参与现代政治生活,显示了公众对所处政治体系的认同,从而使民众告别了对旧的政治体系的迷恋。同时菲律宾政治体系更加开放、参与型的民主程序更加制度化,为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提供了机会。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总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是属于成熟型的政治文化。它促进民众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价值观和稳定的政治认同,把政治思想意识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民众解放出来了,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结 语
政治文化的演变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同的变迁,同时也见证了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历程。阿尔蒙德和维巴把公民政治文化分成三种即地域型、顺从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为解释公众是否参与政治和参与政治程度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在菲律宾呈现的这三种类型文化的分界并非是绝对的,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就菲律宾民主政治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地域型和顺从型占主导地位政治文化阻碍着菲律宾民主的发展;而参与型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推进了菲律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评价而言,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导及以地域型和顺从型文化为辅的融合性的政治文化。菲律宾目前的公民政治文化处于三种文化交融的时期,所以,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化正在向良好、有序的民主化轨道上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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