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错位中的文化价值重建

加跟贴 发新贴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如何确定主导性的价值体系，乃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抽象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因而任何一套现成的价值体系都无法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这就启示我们：一方面，只有深入地考察并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才能准确地重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也只有准确地选择抽象的价值体系，深入地领悟其蕴含的合理性和普适性，才能引导当代中国文化健康地向前发展。

历史大错位中的困局

我们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①的语境中提出“历史大错位”这个术语的，我们运用这个术语的主要动机是：阐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距。我们将通过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两个时段来论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这种“历史大错位”的现象。

第一个时段：19世纪下半叶。当时，西方国家已先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扩大自己的殖民地。而当时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坚守着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并以天下独尊的傲慢和闭关自守的无奈苟延残喘。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在中国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先行地道出了整个洋务运动的秘密，即洋务运动试图完全不触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通过发展实业，尤其是军事实业的方式，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遏制西方国家的入侵。然而，1894～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终结了洋务派的迷梦。中国朝野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决定通过政治上的改良，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样表明，政治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不管如何，我们发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客观上都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客观趋势在晚清时期日益发展的同时，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主要国家中却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主旨是披露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于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歧路亡羊的困境：一方面，当中国人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追求的时候，西方人却开始践踏这个理想、撕毁这个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学习的是西方国家，然而，侵略、蹂躏、掠夺中国，试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也正是这些国家。正如康德提到人们因为自己的许多设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而产生“理性恨” （Misologie）一样，中国人则对西方国家既是老师、又是侵略者的双重角色产生了一种理性与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憎恨”（hatred）。

20世纪初，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把中国知识分子带出了这种矛盾惶遽的困境。这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而这一学说通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把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成功地转变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已经被披露出来了，谁又愿意去追逐一个名声不佳的目标呢？另一方面，“老师”侵略“学生”所激起的普遍的“憎恨”，也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怀抱。

第二个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经过28年的奋斗，终于赶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势力集团，解放了全中国，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然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哈哈镜去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如果说，前苏联于1938年宣布自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中国则于1958年宣布了同样的事态。然而，随之而来的灾祸很快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多么幼稚和肤浅！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意识到了中国努力发展自己、走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一方面，口号是提出来了，但实现口号的路径，即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完全是错误的，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导致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的严重后果已经印证了这一切；另一方面，正当我们确立起“四个现代化”的理想目标时，西方国家又涌现出一股强大的“后现代思潮”，这一思潮的主旨是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反思。这样一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陷入了歧路亡羊的困局：当我们下定决心去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开始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性价值进行全面的批判，并试图把自己作为“后现代状态”而与“现代状态”尖锐地对立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就像一个青年男子，正在竭力追求一个理想中的女孩，这个女孩却把自己身上的不足，如数家珍地告诉了那位男子。那位男子该怎么办呢？是停止对这位女孩的追求，还是继续追求，并容忍这位女孩身上的一切弊病？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种歧路亡羊的困局，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那个时候到今天，3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当代中国已经顺利地度过上面提到的两个历史性的时段，正在一心一意地从事现代化的建设，但与其说，我们在文化心态上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两个时段，毋宁说，我们还根本没有从这两个时段的“历史大错位”所蕴含的文化矛盾中摆脱出来。

文化价值选择上的迷茫

要搞清楚“文化价值”这个术语的含义，就先要弄明白“文化”概念的含义。众所周知，“文化”概念通常可以做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广义的理解，即凡人考察过、加工过的一切都是文化。广义的文化包含以下四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价值层面。二是狭义的理解，即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外，余下的就是文化领域。狭义的文化主要指观念形态上的文化，如哲学观念、文学观念、史学观念、道德观念、艺术观念、宗教观念等等，其核心部分则是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不管人们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理解文化概念，其核心部分总是价值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价值”呢？我们知道，“价值”的初始含义来自经济领域。人们通常把商品满足于人的自然属性称作“使用价值”，把商品满足于人的社会属性称作“交换价值”。前者涉及到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后者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使用价值”概念的含义上来看待价值，从而把价值理解并阐释为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其实，真正的价值是从“交换价值”概念的含义上引申出来的，它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乃是指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最普遍的行为规范。厘定上述基本概念的含义后，我们就有条件来探讨现、当代中国人对文化价值的选择了。

如前所述，我们在叙述“历史大错位”中的第一个时段（19世纪下半叶）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那个时段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关系。为了更明晰地探讨问题，我们不妨把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体系理解为“民主主义”，把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体系理解为“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传统中国社会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都是很微弱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把俄国“十月革命”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主力军则是农民，而农民乃至极大部分现代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还远未在其思想中扎根。

然而，从1949年起，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要求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在官僚政治的压迫下长期以来缺乏发展的动力，而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对“启蒙”的挤压，以及1949年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对集体的倡导和对个性的打压，现、当代中国人甚至还普遍地缺乏对民主主义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认同。因而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当代中国人正在追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人的身上，甚至还缺乏对民主主义文化价值的批判性认同。

事实上，早在《青年团的任务》（1920）一文中，列宁已经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当前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的迷茫，不但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与民主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之间的继承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且还表现出对这两大文化价值系统的内涵和差异缺乏相应的认识。在有些场合下，当代中国人以为自己正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实际上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而在另一些场合下，他们以为自己正在批判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实际上他们批判的却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

比如，“尊重人权”这一观念是从属于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而“解放全人类”这一观念则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显然，后一个观念是在前一个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连什么是“人权”都不清楚，也没有相应的维权意识，却一味奢谈“解放全人类”，人们一定会觉得很滑稽。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历史大错位中的第二个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冲突：一方面，深受前现代，即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当代中国人正在竭尽全力地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价值系统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倾向：第一种是前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集权化、等级化、身份化、男权中心主义等），第二种是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整体化、一体化、中心化、必然性等），第三种是后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个体化、多样化、边缘化、偶然性等）。为此，当代中国人也常常在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上陷入迷茫。这种迷茫常常通过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由于中国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因此前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总是积淀在人们的无意识的层面上，并与意识层面上的现代性价值和新接受的后现代性价值发生摩擦乃至冲撞。比如，朦胧派诗人顾城，在意识的层面上追求的是现代性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创作的许多诗篇都反映出他这方面的强烈愿望，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仍然认同前现代性价值（包括男权中心主义），他杀死妻子谢烨的犯罪行为正是其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激烈冲突和价值迷失的结果。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的迷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各自的本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二是对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价值取向各自的含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这两大关系又相互缠绕在一起，更增添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语境的复杂性。

价值体系重建中的立场和眼光

当代中国人究竟如何走出价值选择上的迷茫，从而重建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国情和发展前景的文化价值体系呢？

我们认为，要走出文化价值观上的这种迷茫状态，首先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确立自己的基本立场。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还刚从传统社会中脱胎出来，尽管后现代理论已经开始全面地检讨现代性价值体系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种种负面因素，但正如儿童不能跳过青春期而直接成为中年人一样，当代中国社会也不能跨越现代性阶段而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

历史和实践一再昭示我们，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遑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其文化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当然，坚持这一基本立场既不意味着我们对蕴含在现代性和现代化文化价值取向中的各种负面因素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我们对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取向中隐含的合理因素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相反，我们应该本着独立的批判的态度，既要遏制现代性和现代化追求中各种负面因素的蔓延，又要努力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汲取一切合理的因素，从而对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内涵进行必要的修正。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现代性称之为“修正了的现代性”，把这样的现代化称之为“修正了的现代化”，以示我们在现代性和现代化追求上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思想上和路径上的差异。

还需指出的是，作为地球村的居民，当代中国人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基本立场，而且应该特别认真地对待并批判地研究各种后现代理论。尽管后现代理论批判和反思的是西方国家的过去，但它们探索和预示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后现代理论也就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坚持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同时也要借取后现代理论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高瞻远瞩，才不会在各种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的冲突中迷失方向。

作为发展中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巨大错位曾经使我们陷入政治生活上的困局和文化价值上的迷茫，但也为我们避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事实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提出表明，我们已经从困局和迷茫中走出来了。对于我们来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如何，当代中国人再也不能退回去“追恋埃及的肉锅”了，而应该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向前迈进。这样，中国社会“这条巨轮”一定会顺利地绕过波涛汹涌的“好望角”，抵达充满希望的彼岸世界。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各抒己见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