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qju 发表于 2009/07/11 00:10 一品 百草园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南疆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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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这些贫困现象,不得不悲然泪下。从1983年至2000年间,我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每年都要下这些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对这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不谓不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 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遇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过近几年来“反分打恐”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使经济没有得到像样儿的实际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党和国家的威望降到了冰点,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下派到这些地州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由于基本指导思想的偏悖,只是简单地将维稳作为要务和体现所谓政绩的倾向,加之一些干部的腐败作风,导致他们在这里除了狠抓稳定和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私利之外,几乎没有认真地抓过经济发展和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的对立和不信任的关系,且这种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的往复,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泻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们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农牧业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供大量开发的工业资源,最近发现并开发的石油资源似乎基本上与当地无关,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通讯状况,稍微带动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行业的发展,资源转换战略实施缓慢,丰富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进展不过也只是开了个头,目前尚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改善南疆三地州贫困状况必由之路。

  万事开头难,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知,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部分农民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过去的一位保姆领着她的两个妹妹突然来到我家,声泪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两个妹妹的命。原来,她们老家莎车县某乡的一位副乡长,将她们的父亲关在了乡政府,要求这位农民交出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丫头。因为早已听到风声的这位农民,早已将还没结业的丫头,偷偷藏在了另外一个乡的亲戚家。而他在乡政府附近开饭馆的二女儿(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亲被关在乡政府,又偷偷将两个妹妹带到了乌鲁木齐。我当时的确为乡干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遂打电话给该县的一位朋友(副县长)询问详情。当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为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而头痛。经与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后,决定答应留下这对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暂避风头,姐姐必须回乡“救出”父亲,并如约前往内地打工。我请一位朋友帮忙,出具了一张“妹妹”已在乌鲁木齐一家公司打工的证明,并通过那位副县长朋友帮忙疏通,到三甬碑客运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岛打工,她经常打电话“报告”她在那里打工的情况,所说情况与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采访报道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维吾尔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后不一致(即应付媒体监督玩花架子的情况)等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根据我目前得到一些情况分析,在青岛打工的这批维吾尔女工,可以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个部分,一头积极一头想跑,中间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倾向于拿上工钱早点儿离开,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属于中间派。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毕竟是第一批,又是从未离开过家乡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况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迫”而来的。

  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组织南疆三地州农民到内地打工,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多一些解释说服工作,少一些简单粗暴作风;二是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必须配套到位,必须派出得力的领队干部,坚决依法维护维吾尔民工在内地打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是尽量拓宽劳务市场信息渠道,适当增加组织男性维吾尔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何况这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向来无小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大批组织南疆农民到内地打工,毕竟是开天蔽地第一遭,是一个不易被普通大众正确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制定常年的报道宣传计划,辟出专门经费,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报道;有关科研单位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也应该组织适当的科研力量,对这一改变维吾尔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事件,仔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尽快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促使决策部门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此问题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现象,甚至是暂时的不明白情况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绝不是所谓的“分离”情绪,更不是别有用心,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基本没有关系,只是人民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能与分裂势力划等号,不加分析地随便地乱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视和排挤他们,而是应该以春天般的温暖说服教育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办,适当组织维吾尔社会的头面人物组团到内地,实地考察同胞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到南疆三地州“现身说法”,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打消顾虑,热情迎接维吾尔社会转型的春天。至于对付那绝对一小撮确有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那就是司法部门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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