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城市病”需要实现公民权
周明华 发表于 2010/10/12 04:01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这些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好大喜宽，如今已是病体缠身，这理当引发城市人的警觉。不仅是一线大都市还在继续“望大”，不少二线、三线城市也在全速往“大”的方向一路狂奔。据之前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我国655个城市正义无返顾地 “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争夺“故里”，为发展经济；雷人口号，为一举成名；“低三下四”，为招商引资……一个幽灵，城市大发展的幽灵正在中国徘徊，正时时刻刻侵蚀着公民幸福、安逸、清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仅需回首过去的十余年时光，一波波造城潮可谓风起云涌，圈地规划更是不厌其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在几乎过两天就会有媒体曝光的强拆甚至是血拆的浩大声浪中，我们看见城市的“大发展主义”正开着挖掘机和消防车突突而来，唐福珍为之倒下，钟家老伯悲伤倒下，被“县官”斥之为“以卵击石”的抗争强拆的公民倒下。一阵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后，有时却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尬——发展中的各大城市已经“龙体”严重欠安。
究其根源还是“政绩病”衍生而来。一些地方官员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漠视城市规划的科学元素。在这种政绩思维的恒定导引下，短视观念、短期行为、短期利益便充满着一任地方领导的大脑中。前任一期规划，后任一起推翻，甚至前任一套规划思想，后任重构新的规划理念，似乎要把城市弄得轰轰烈烈方肯罢休。于此，需要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基本时间休养生息的城市规划形态，便一次次横遭一届届市长们鼓动而起的“政绩冲动”所侵扰、所折腾。
在这种做大做强的热潮中，我们目睹了城市发展像病毒一样自我催化、自我复制，争夺居民的清新空气与出行方便的城市空间。更让人纳闷的是，公众对这类大挖大建的城市发展的酝酿、规划、建设等全过程，从来都是毫无知觉。最后往往是，10年不到的旧楼已倒地，徒具观赏性的广场已建起，刚弄好不久的道路又被开肠破肚，生米煮成了熟饭，市民纵想斥责已无用。而公民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不外乎还是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力侵扰。
但事实上，这种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屡屡被“城市病”所吞噬。就拿前不久南昌的那次炸“短命建筑”来说，当地居民反对炸楼的一片质疑声，居然照样无法转化为一种掣肘“浪费公众财富”的公众监督力量，这反衬出规划的独裁与权力的傲慢。记得广州市长万庆良不久前曾说过，为民做主的时代已过去，由民做主的时代已到来。是时候了，中国必须首先归还人民的监督权，让城市的发展命运与公民意见同行，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的整个行程中看到公民广泛参与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