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昨天在沪逝世
晨报 发表于 2010/07/30 19:53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钱伟长 逝世 三钱 上海大学
新闻晨报记者 林颖颖
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一生充满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 “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正如人们所说，“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记者手记]
“三钱”之后，别只剩下钱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国人称之为“三钱”。当“三钱”中的最后一位长者、先生钱伟长离开人世，“三钱”历史就此怅然翻去。哀伤之余，掩卷而思，人们不禁想问：“三钱”之后，中国科技何人来领风骚？
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相继离去，却未曾见新一辈科学家接棒，令人唏嘘不已：巨星相继殒落、奇葩还未诞生——如此现状，让我们感到“三钱”逝去之后带来的更大的沉痛。
不可否认，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着令人痛心疾首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大学里，关心科技发展，又提得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然少见；大学更关心的是招生如何“掐尖”、学生毕业如何提高就业率。这些 “政绩观”的背后，往往是功利主义在作祟。专心于科研创新的少之又少，多见的只是不断曝光的论文抄袭——翻来覆去的理论重复，何见科学大师的影子？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必须“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期待若干年后，中国的教育发展，能为 “三钱”精神作出新的诠释。
钱伟长眼中的钱伟长——
“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次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以自己或家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但是有一个人说“自己人生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也许还会有那么一丝不相信，甚至觉得这是个神话。但他说：“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
爱国学者钱伟长——
“我是忠于我祖国的”
1912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16岁时父亲病逝，他就一直跟随四叔、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生活，18岁那年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入学之初，“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学习，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个，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对美国人讲的理由是：离家多年，儿子快7岁了还没见过，所以要回去探家。1948年内战时期，钱伟长生活非常苦，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还可以把全家一起带去。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他说：“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我是忠于我祖国的。”
科学家钱伟长——
“万能”？ “我坚持”
在美求学的时候，钱伟长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钱伟长发表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曾让爱因斯坦为之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也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8年间，被困在清华园里的钱伟长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总共有100多件，其中涉及各种“奇奇怪怪” 的专业。有一段钱伟长跨专业为中国坦克发明高能电池的故事，至今仍被国内科学界传为佳话。钱伟长回忆到，当时有人说他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爱骂就骂吧。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教育家钱伟长——
“鄙视教科书30年不变”
“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是钱伟长的育人理念。
每回招收研究生，复试时他都不问专业知识，只问学生“你觉得读书做什么用”、“家里支持不支持”、“自学能力如何”……他想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钱伟长还有一个著名的教育理念：“拆除四堵墙”。“四堵墙”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而他拆墙的核心目标就是：办出能兴国的教育。“我是反对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要统一，我也反对。教学大纲还要经过集体讨论，我也是反对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校长钱伟长——
“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
1983年，已逾古稀的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现在的上海大学），一做就是20多年。担任校长期间，钱伟长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教改措施，如今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式，也使他成为全国高校短学期制和学分制的创始人。上海大学也因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今年7月初，上大领导参加了全校25场毕业典礼。上大常委副校长周哲玮告诉晨报记者，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从到上海担任校长开始，一直到2005年钱老93岁高龄之时，每年的开学、毕业典礼，他必到，他心里总是装着学生”。
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在科学家、政协副主席、大学校长、教授等诸多称呼中,他最喜欢别人叫他“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
钱伟长还说，当好这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
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因为他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在学校里。
[记忆之门]
难忘那次“动情之哭”
2005年7月，上大毕业典礼，穿着大红的校长服，93岁的钱伟长坐在椅子上，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干瘦的双手温柔地搭在扶手上。此刻，他在给数千名上大毕业生做毕业致辞：“今天，我要赠给你们一句座右铭，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百姓之忧、人民之忧你们是否记在心上了？孩子们……”他的声音颤抖着，满溢出期待和焦急。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这是钱校长最后一次的毕业演讲。
2005年前，每个炎热的7月，钱老都会顶着烈日奔波在延长、宝山、嘉定三个校区，在每个校区花上2个小时，和每一个班级拍一张毕业照。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用发自内心的笑容目送学生。很多毕业生都细心珍藏着与钱校长合拍的毕业照。而钱校长在毕业或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总会是那一届学生心中永远的纪念。
另一名上大毕业生在微博中写道：“那次他哭着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做个好人’，他用很长时间重复着这句话，全场人潸然泪下。”
“做他的学生，我们是幸运的”
昨晚8点，上大宝山校区下沉式广场被悲伤填满。近千名师生手持烛火，在系着黄丝带的卡片上写下对钱校长的哀思，现场大屏幕播放着钱校长生前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一字一句，振聋发聩，言犹在耳。
下沉式广场，是钱老当初在为上大新小区做设计图时，坚持要开辟的一块学生活动场地。追思会上的一位老师记忆犹新：“当时钱老就提出，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读书，还要多出去谈谈心、参加活动。如今，孩子们是在钱老为他们圈定的的广场上纪念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听到此，大二学生夏乐泪流满面。她和其他数千名上大志愿者们，就是佩戴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特制徽章，刚结束自己的世博志愿者工作。“做他的学生，我们是幸运的。”昨晚，他们再次戴起徽章，心里默念着钱老的殷殷期望，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