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右历史 发表于 2009/12/16 22:56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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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的思想更能左右历史进程

时代周报:以往的思想史著作,大体上都是对历史上的思想人物的思想性著述作一归纳式的陈述,而你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既有思想家的研究,如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陈独秀、张君劢、陈序经等,但更多的则是对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思想性分析。这样写是不是有你自己特别的考虑。

启良:我不主张黑格尔式的历史观,但却看重思想家在历史中的作用。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有自由意志;人类任何历史性创造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思想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出于少数几位思想家的头脑。思想家固然可以引领时代,比如说上世纪的梁启超就是一位引领时代的人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会有以陈独秀和胡适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思想家又是时代的产物,社会思潮的伴生者,而且思想的强音还往往出自学者与平民、精英与草根的合奏。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思想领域,草根的思想更具强势。“革命”的思想就是一例。从先秦开始,两千多年来,精英层对于“革命”褒贬不一。然而在民间,在劳苦阶层,人们无一不是赞同革命的。他们或许不明“革命”的深义,更不可能明白梁启超的“反动复反动” (或如普列汉诺夫的“亚细亚复辟”)是何意思,但是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只有革命才能打倒富人,才能使自己摆脱贫穷。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历史的发展需要思想的深刻,但简单的逻辑和浅薄的思想却又更能左右历史的进程。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思想引导现实,现实催生思想,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启良:一点没错。思想史既见于思想家的著述,更见于各种现实的剧目中。比如“大跃进”,多快好省,赶美超英,从表面上看是没有多少思想含量的,有的甚至荒谬绝伦,不可理喻。又比如十年“文革”,尽管有一类似于“绝对精神”的伟人在思想,在不断地发布着“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但全体国民则基本上是没有思想的。他们虽然热血沸腾,但其动源则是无知与盲从。然而我们绝不可以说,没有思想表述和表现的历史就没有思想史的深意。我有时甚至想,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思想人物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那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人和事。像义和团、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谁解其中味,谁也就读懂了百年中国的大半。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西合弊”

时代周报:读你的《20世纪思想史》,只觉得心头疼痛。你甚至将这段思想史概括为“中西合弊”,你给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文明史》拟的广告词翻译过来的意思居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部伟大的悲剧”。为什么这么讲?

启良:20世纪中国现实化的历史,主要是受两种思想传统牵引的。一是本土的孔孟传统,二是外域的柏拉图传统。可以说,是这两种传统左右了绝大多数人的历史观、是非观和价值观。现代新儒家说,儒门淡泊,花果飘零。而在我看来,中国的20世纪才是儒门道德理想主义的大盛。以往,儒学虽为主流意识形态,但除王莽以外,从未按其理想实行过全国性的改造社会之实验。然而在20世纪,非但做到了,而且轰轰烈烈,这里面就是“中西合弊”。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尽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但无一不是按照“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和思想语法而从事其历史活动的。更须注意的是,按儒家的理想和思维治国平天下,还不仅仅是个别领袖人物如此。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国民,无论平民草根,还是知识阶层,几乎仍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和思想语法来看待大小问题的。

一个民族的悲剧,是任何伟大的悲剧作家都写不出来的。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对于古今一脉的历史悲剧,人们非但认识不到,而且将悲剧视为喜剧,将闹剧视为正剧,从而使悲剧一代一代地得以重演。

时代周报:为何会是这样?20世纪的中国,国民的理论素养普遍得到提高,对历史的反思亦在不断的进行,为何始终对历史与现实没有正解呢?

启良: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平实而论,近代中国从严复和梁启超开始,中经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和文化讨论、二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再到世纪之交的所谓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可谓代不乏人,亦不乏一定的思想深度。然而恕我直言,除极少数思想者外,绝大多人乃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根处,对20世纪的认识也就自然是雾里看花。以“文革”和57年反右为例。这些年来的反思性文章,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学术的,可谓多矣。可惜的是,大多数是表层的。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就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来说吧,学界多将其原因归于皇权思想、个人崇拜等方面,似乎其作为领袖的品格出了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无论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大国的领袖,品格都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正因其品格高尚,他才可能犯下所谓的“晚年错误”。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同样如此。因为在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和思想语法里,花愈善,果愈恶。通往地狱的道路,有时是用鲜花般的理想铺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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