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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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文化学证据

距今7000年前，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大致形成。处于东南沿海及湖泽平原的是以植稻农业为特征的青莲岗（龙虬庄、河姆渡、大汶口）水耕文化；处于西北黄土河谷地带的是以种粟农业为特征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处于河套大漠草原的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人种，但东南文化的创造者是南亚种群，即太古夷越人；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新石器时代是东亚与南亚种群，青铜时代是东亚种群，即太古氐羌人；北方文化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种群，晚期有北亚和东亚种群混合的趋势，即太古胡狄人。

青莲岗文化是江淮平原的产儿。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扩至黄淮下游及东南沿海，包括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其主要显著特征是：1.炊具以三足器釜鼎为主。礼器和酒器，鸟形造型。2.扁平穿孔石斧。3.玉器文化。4.拔牙习俗。5.犁耕农业为主。6.杆栏式建筑为主。青莲岗文化分布的区域是古代夷越诸族的范围，其后裔与之存在着相同的文化模式，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吻合。湖南城头山（8000）、河南贾湖（8000）、江苏龙虬庄（7000）、浙江河姆渡（7000）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迹是人类最早种植的稻谷，比印度早4000年。在江淮流域繁衍起来的原始稻作文化，向北传至山东半岛，再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越对马海峡到日本。东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米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土高原和河谷孕育的文化。远古先民以渭水河谷为基地，发展到河湟以至川滇。仰韶文化的早期是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中期有漳河文化、关中文化等。晚期有中原的西王村文化、马家窑文化，扩散到金沙江、澜沧江、云南和西藏等地。主要共相是：1.粟类作物。2.椭圆形石斧。3.红陶器形以圜底、尖底和平底为主。彩陶以鱼、蛙为特征。炊具以罐为主。4.半窖式粘土木构建筑。仰韶文化系统分布的地区是古代羌戎诸族的范围，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诸因素可以验证。他们是粟类作物的发明者，距今大约已有8000年历史，比非洲、欧洲种植粟类的历史早4000年。麦子起源于两河流域，“麦”，来也，史前即从西方传入。西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稷文化”。

北方细石器文化是山林草原的产物，数百处遗存广泛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藏地区。文化共相以石片器为主，盛行嵌镶石刀的复合工具。细石器文化分布的地区，是历史上狄人、胡人等阿尔泰诸族的范围。距今8000年的新乐文化分布在辽东到松花江流域，具有与细石器共存的红陶文化，器形以深腹罐最典型，以压印的之字纹饰为特色。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发现了最早的祭祀遗址、母性偶像和龙型器。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远古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受制于生态环境。就文明程度而言，处于东南得天独厚的青莲岗考古文化最高，处于西北河谷地带的仰韶考古文化次之，处于北方山林草原的细石器考古文化再次之。这一与东亚大陆远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考古文化系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大陆的本原文化、社会组织、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限定了中国境内文化史、社会史和民族史以及语言史的发展走向。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形成相平行，三大太古语区也同时形成。根据考古文化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青莲岗、太古仰韶和太古北方细石器语区；根据文献族称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夷越（苗蛮）、太古氐羌和太古胡狄语区。

（二）传说历史学证据

《易传》以“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的伏羲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神农氏—— “初造书契，百工以乂”的黄帝，为原始华夏文化演进的次序。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印证，

1.三大传说原始氏族系统

兴于江淮而发展到黄河下游的伏羲氏太昊，是夷越（苗蛮百越等）的宗神。 “伏羲作卦”（江淮考古中发现了八卦雏形），可见当时文明程度较高。淮河流域的部落称之为“淮夷”。伏羲氏向北逐步扩展为“九夷”，“东夷”其首领为少皓。“九夷”也作“九黎”。“黎”是“夷”的转音（“黎民”即“夷民”，“夷”、 “黎”、“人”、 “殷”、“燕”、“乙” 、“鳦”皆为同源）。

兴于渭水而发展到黄河中游的神农氏炎帝，为氐羌始祖。炎帝生于渭水支流的姜水。渭水流域到黄河中游是氐羌活动地域。神农氏的一支烈山氏，生活在今湖北一带，“烈山”即放火烧山，说明他们是刀耕火种的部落。在夏代以上，烈山氏被奉为稷神。神农氏的另一支“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被奉为社神。

兴于北方草原而后进踞中原的有熊氏黄帝，是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所追思的祖先。推定黄帝为胡狄宗神的依据是：1.黄帝请旱魃助战大败蚩尤，黄帝族是适应北方干旱气候的游牧部落。2.黄帝族的后裔，其中姬姓的骊戎、狐戎、鲜虞都是戎狄。3.周初将黄帝后裔分封在黄帝故乡的幽燕。4.黄帝又称轩辕，传说黄帝造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早使用马车，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5.黄帝的后裔夏后氏夏禹，称之为“戎禹”。《诗经·长发》：“禹敷下土方”，夏后氏是从河套一带沿黄河南下中原。6.《史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2.古史传说三大原始战争

考古研究表明，青莲岗文化溯黄河而上，仰韶文化沿黄河而下。经过1000多年的频繁接触，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河南形成庙底沟氏族文化。这个文化共同体包含有两大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但以东方占优势。庙底沟文化融合着附近的氏族部落，逐步占有了原仰韶文化的区域，使中原地区像一个漩涡，将新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而又将“融合性”的文化因素洪溢出去，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混合型中国文化原始共同体——华夏文化老根。

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文明的传播洪溢或冲突交融，往往通过战争为媒介。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次氏族战争，成为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与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之间冲突交融的史前史折光。第一次涿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蚩尤是伏羲氏的一支，共工是神农氏的一支。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的土地。共工“振滔洪水 ”，危害了九夷的利益。“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第二次冀州之战。共工败后，炎帝“乃说于黄帝”，结成炎黄联盟。黄帝“使应龙蓄水”，使蚩尤干旱难熬，蚩尤请风伯雨师，“天大晦冥”。黄帝又请旱魃，天气放晴，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黄帝令少皓统领夷人，与夷人结成部落联盟。第三次阪泉之战。黄帝不再返回北方，“诸侯咸归轩辕”。“炎帝欲侵凌诸侯”，与黄帝争夺盟主地位。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胜利了的黄帝乘势向南，“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黄帝族南迁后，逐步由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定居，为三大文化系统的加速融合创造了契机。氏族部落之间的杂居通婚，跨出了华夏民族和华夏语言混成发生的第一步。因此黄帝被奉为“人文初祖”，《史记》从黄帝起笔。

华夏文化由此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高阳氏颛顼(夷越，河南)、高辛氏帝喾(夷越，河南)、陶唐氏唐尧(胡狄，从汾水进入中原)、有虞氏帝舜(夷越，河南)、夏后氏戎禹(胡狄，从河套南下中原)，此起彼伏逐鹿中原的同时，原始夷越语、氐羌语、胡狄语也逐步混合而成原始华夏语。没有卷进融合的周边氏族，分布在东南的夷越，为“淮夷”、“东夷”、“三苗”、“南蛮”、“百越”。分布在陕甘宁和川青藏的氐羌，为“羌戎”、“西戎”或“百濮”。分布在大漠草原的胡狄，为“狄”、“貉”、“猃狁”、“匈奴”等。后世遂有“夷夏之别”。

这种围绕富庶中心地区反复征战的情况，其它文化圈也曾经存在。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公元前第四千纪到第二千纪，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早期的两河文明，公元前24世纪，北部的阿卡德人打败苏美尔，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朝的汉穆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公元前14世纪，亚述又征服了两河流域。这些征战扩张，既摧毁了原有的文明，又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文明。长期以来，囿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传统观点，一直没有揭出华夏族来源的复杂性，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文化的重大发现，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这点。

（三）历史语言学证据

原始华夏文化发轫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胡狄，西与氐羌，东南与夷越毗邻，成为阿尔泰、藏缅、南岛语言文化的交汇之处，华夏语与这些周边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出现了华夏语和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

1.汉藏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藏语的同质部分，可以认为汉藏语同源。此说为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始于30年代，俞敏认为，汉藏两族人种族同宗且语言同源。其始祖神农氏以姜水成姓姜，周人祖母为姜原。“姜”与“羌”同源，周人与西北羌人同宗。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明朝叫“乌斯藏”、“卫藏”。藏语和周姜王室语言尤其相似。藏语近指代词adi，远指代词de，《尚书》近指代词“时”*d«，远指代词“是”*d。日本学者认为，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藏语有一套位于名词性成分后的格标志。藏语的施受结构是SOV，修饰结构是AN与NA并用。周语是否具有格和形态变化，从汉字文献中很难看出，但先秦文献中有SOV和NA语序。藏语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汉藏语确有同源关系。藏语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原始类型相似。

2.汉南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尼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来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尼，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1990年，沙加尔发表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他发现汉语单音节字词，经常与双音节的南岛语词的末一个音节对应，而南岛语双音节词的词根正处在末一音节，这就是说经历过单音节化过程的古代汉语保留了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音节。如南岛语*lalu（经过），汉语“逾”上古*lju、中古*ju。

侗台语各族先民与百越有关，而百越的一部分原居江淮。郑张尚芳揭示了江淮一带的古越语残留。《左传》：“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夫”*pja与侗台语“ 石山”pja、pha、pa（岜）对应，“夫椒”即“椒山”。陈忠敏认为，上海与浙南至今尚存的缩气音，为古代百越的居住地域及迁徙路线提供了线索。刘向《说苑》载有《越人歌》，大约是公元前528年的作品。一些学者用壮语或泰文，释读了《越人歌》。又利用侗台解读了《越绝书》中的越王勾践发出的命令，进一步证明了吴越语和侗台语同源。“越绝书”之“绝”古音*dzod，与泰文cod[tsod]“记录”音义相近。《越绝书》别称“越录”、“越记”， “绝”即“记录”。

3.汉阿同源论

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质关联部分，有人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就发表了《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20世纪80年代，赵相如专门探讨汉语和维语的关系，提出维二者可能在来源上具有某种一致性。竟成也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对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源关系做了初步探讨。提出上古汉语和阿尔泰语都存在元音和谐、汉语和阿尔泰语有一批对应词等。

历史语言学中的华夏汉语的“三种同源论”，表明了华夏汉语形成的复杂性。将不同语言学家研究得出的“三种同源论”置于7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导致华夏民族产生的史前三次原始战争的宏观背景之上，可以提出“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

现存中国最古文献为西周所撰。周人是氐羌与胡狄混血，所以《尚书》、《周易》、《诗经》等中的语言，既有可与藏缅语对应之处，又有可与阿尔泰语比较的基础。周人因袭了殷商文化，而江淮流域的夷越荆蛮语言，不仅两周未能同化，而且秦汉也不可能完全汉化。直至魏晋六朝，南中国依然存在许多夷越语词，并以汉字形式不断进入汉语。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中心南移，这些词语大量被收进隋唐宋韵书，这就是沙加尔能够利用《集韵》语词的古音构拟来与南岛语寻求对应的原因。华夏汉语与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即使不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详尽比较，也可从考古文化学成果和地缘文化学原理中推测出来。

（四）中原三代更替与华夏语氐羌化

夏商周三代并非同一种文化的一脉承传，而是在地域、时间上都是三个互相重叠、交错影响的部分，经过持久的融合才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夏代无文献传世，夏语难以详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夏，大也。中原居民称“夏”始于此，夏王朝对华夏族的巩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夏人从河套一带进踞中原，可推知其为胡狄族。“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又译为“胡”。“胡”*Äa、“夏”*Äea音近，“胡”也有“大”义，皆源自原始胡狄语。又“禹兴于西羌”，这暗示着夏禹在进入中原前已与氐羌混血。进入中原后，又与夷越发生交融。因此，夏语可能是以胡狄语为主导，而混有氐羌和夷越的语言。

商人称“商”，其字上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为祷告占卜之口。商人又称“殷”，《说文》：“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称商为“殷”，是因为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文化。“殷”是“夷”的一支，“殷”、“夷”阴阳对转，东南地区古音同。《说文》：“ 夷，东方之人也”，“人”与“夷”同源。汉语中的“人”来自原始夷越语。汉语中的“民”来自原始氐羌语。《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以燕子为祖先，已为甲骨文证实。但《史记》：“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这表明了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因此殷商语或夷商语是以原始夷越语为主导，而渗入原始胡狄—氐羌语的语言。胡厚宣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中国之称谓，由“夏”而“中商”，再成“国中”（夷越顺行结构），至周代演变为“中国”（氐羌逆行结构）。商语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为疾口、疾耳，此顺行结构NA为南方语言之特征。在甲骨文语法研究中，关于动宾补的语序，竟然六种可能有的语序都存在。夷商语可能还是粘着结构，只是被表词汉字掩盖了。

周人来自西方，是迁徙到渭水流域得以兴旺发达的一支羌人。周人自以为是黄帝后裔，承袭“姬”氏，又追溯其祖先为虞夏之臣。因此又自称“有夏”，其同宗称“ 诸夏”，其语言名“雅言”亦即“夏言”。由此推知，周人以氐羌为主，曾与胡狄混血，其语言可能是与胡狄有所接触交融的氐羌语。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承袭了中原文化且借用殷商文字，又势必受夷商语的影响。周代封建联邦制历时900年，通过分封宗亲、移民洛邑和周礼雅乐使雅言得以传播，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 ”。《尔雅》相传周公始撰，秦汉间定型。“尔”，迩也，近也；“雅”，夏也。《尔雅》就在于促使方言向雅言靠近。华夏典籍《易》《书》《诗》《礼》和百家诸子皆撰成于两周，其后私学兴起，师生相传，形成了绵延至秦汉的读书音传统。这些“氐羌化”的文献语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对后世之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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