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故事

老姜 发表于 2009/06/04 19:18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六四 学潮 游行 天安门广场 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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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还是老的辣

真快!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写“六四”这个既敏感,又显得有点老掉牙的话题。可前两天和美国大老板聊天,他问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经历简略地讲给他听。听完我讲的故事,他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发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还没有全忘记,把它写出来,也是对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记载。更何况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与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相似的记述,放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故事,供大家网游时消遣。我也相信,在与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也会有一定的共鸣。

一、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相关背景: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中央直属企业担任副厂长,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医院刚刚博士毕业,升任主治医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对面那栋楼的一层,我家还有一小单元在同一楼门的顶层,亲戚在住,我们有钥匙。从我家走进天安门广场只需五分钟。从我家顶层的楼道里,能看到纪念碑和纪念堂。

我的父母还在上班,都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担任不大不小的职务。

我的记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们。因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经历,我还有一个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岳之一,就暂且叫他五岳。小时候我俩住一个大杂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队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厂,当时五岳是我的搭档,也是我厂副厂长,他分管经营,我分管生产和技术。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俩刚进工厂当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门。在工人民兵动手镇压前一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再次戒严,清洗广场前,亲眼看到纪念碑东侧最大的一滩血。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厂,因为很多事都与她有关。我们厂是当时北京市仅存的几个部属企业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组织的财务大检查,必查我厂无疑。那时我们厂,有二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会,分厂区和生活区。有单身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医务室、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饭馆,应有尽有。光汽车队就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大小车辆近四十部。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时已经有形容工厂厂长五毒具全的说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两袖清风。仅举一例,虽然那时各单位,包括各车间都有小金库。我们月底抢产值,加班加点后与生产部门和车间主任去吃饭,多数都是我出钱,也有时是我出大头,他们出小头。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我俩工资加起来680块人民币,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但经常没到开支就没钱了。出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借了一屁股债,才给我LP交够了培养费(本科、硕士、博士,算下来工作不够五年,每年要交 7000块),买了机票。到现在我还看不得这里的中文学校,整点儿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学校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演出,挣了钱交中文学校,请孩子们去吃饭,我自己掏腰包。费话少说,言归正传。

二、学潮开始

刚刚开始的学潮,令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激动、热情高涨。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也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开始绝食的行为,虽然我们也觉得有些过激,但也十分理解和钦佩。我们刚过而立之年,又属于思想较早熟,经历较复杂,在单位担当重任的那种,不会象十年前那样立马投身于运动之中。但我们在改革大潮下的国营企业,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推行承包制;职工优化组合等等的艰难尝试和艰苦努力,成效实在有限,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角债,企业的前途渺茫,深感症结在于机制,而机制怎么改变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的运动附合我们求变的心理和渴望。

因为我LP是医生,即使为了救死扶伤,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广场救护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赶去她们医院在广场的救护点义务上班。我下班回家后,做点吃的带给她,并在广场逗留,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时广场上秩序很好,虽然正个广场几乎全部被学生占领,但学生们各就各位,条块清晰,道路通畅,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我当时对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既惊叹,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会人士前来鼓励和慰问,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闲杂人员。印象最深的,是见到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名主持。还见到一位港台模样的四十几岁的男人,说一些具有煽动性的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弄不好是个台谍。从广场回来,每天上班都与五岳或其他同事交流情况,交换看法。以至后来在部党组的内部通报中,指明我厂有一副厂长每天去天安门广场,那就是在说我。

三、游行

由于新闻媒体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自由报道学运的新闻,社会各界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很快使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每一个人都蠢蠢欲动,我们的工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的兴趣,能否完成生产任务已经不重要了。这毕竟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社会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冲击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也是满脑子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大规模游行在电视上出现后,我厂的工人也提出组织游行的要求。我预计,明天来上班,厂领导班子就必须面对是否组织游行的决定。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组织游行。我认为,多一个或少一个我厂去游行并不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游行是在玩火。回想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和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态到底在向何处发展,也很想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为了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的选择,我决定以看医生为由,请假一天。

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医院,想证实我LP说的是否属实,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说的。结果很失望。我LP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学生,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护,吃饱喝足,有的还洗个澡,再到广场继续绝食。难怪漫长的绝食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绝食不是目的。从医院出来就上了长安街。游行的场面不必描述,我关心的是事态。当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时,心里格橙一下,担心好事将要变成坏事。

那一天,我厂领导班子在工人的呼声和压力下,为了稳定情绪,继续生产,决定有组织的游行。用于班车的大客车全部出动,从郊区开进了市中心。从工厂的利益和现壮看,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错。但这是后来被审察时的第一大问题。我因为请假不在,此事自然与我无关。但明白人肯定都认为我玩儿了个小花活,虽然没有人提过,我也绝不否认。

四、相持阶段及与五岳之间的讨论和分析

游行后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岳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计划)。他向我讲述了组织游行的经过和各位班子成员的态度,我也讲了我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又共同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看法(党委书记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是个好人。我和五岳都是他几年前提拔到厂级班子的)。当时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新闻报道的空前开放,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最敏感的问题,当时新闻报道那种开放程度,让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希望,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还共同感觉到这场运动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也搞不清。从我们的内心中对运动是支持的,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不希望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因为都是企业的领导,我们认为当时能做的就是稳定职工情绪,继续正常生产,静观事态发展。

大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这里,游行完了,意愿表达了,工作还要继续做。虽然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但生产基本正常进行。

我和五岳仍然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那时绝食已超过十几天,很多学生们被老师和家长劝回学校,留下的,在不断重复从广场到医院,再回广场的过程。还不断有更多的学生从外地或回家休整后再赶来加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已开始混乱。我LP不再去天安门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意义的事,就不会再继续做。我仍坚持不懈地每天去广场,不再是走路,而是骑自行车转一圈。有时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乱、肮脏。到最后,不夸张地说,那天安门广场比后来的自由市场还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车后才稍有好转。学生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广场。但许多孩子的精神已开始崩溃,零星的演讲,多数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人们的情绪和广场一样,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样的场面,只有一个词来形容:痛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五岳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厂没有回家。我们几乎谈了一夜,从头到尾分析了整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让人沮丧。从学生静坐、和平示威、绝食开始;到《人民日报》社论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赵紫扬讲话说天下不会大乱;万里回国;新闻报道大开放;中央接见学生代表等等。明显看出中央一直是两个声音。整个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摇摆。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哪一个不是因为上面乱了,下面才会乱。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工厂,也是政治斗争的旋涡,领导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马上就风起云涌。从我二十九岁进入厂领导班子到出国的六年间,我厂领导班子换了四届。加上我走时的换届,就是五届。我是唯一没有被换过的。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管生产,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专业毕业的长级领导。即使这样,也仍然因权利之争,闲了四个月,只让我管盖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没了我,是否无大碍。我那时闲着没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墙。五岳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们的切身体会太深了。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的混乱就不可能结束。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学生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炮灰。事态的结果全在中央怎么决断。我们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无奈。

这里有个小插曲。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与几位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开个小会,突然厂武装部长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没等我问就开口说:“县武装部紧急通知,让我们厂派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基干民兵到县武装部待命!”。我的脑子当时就跳出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画面。我厂那一年也是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民兵。但他们是在外围,没有直接参与打人。我脱口而出:“想要干什么?”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算反应快,稍微镇定了一下,就跟他说:“厂长、书记都不在家。现在是月底,各车间正在抢产值,我只管生产,我要保产值。告诉他们等厂长书记回来后再说吧。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这最后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岳对中央和上层的困惑。可没想到这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在后来接受审查时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和这句话。这是后话。

五、终于采取行动了,但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单位安装了电话),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干部大会,他们都被要求参加,嘱咐我不要有任何与事件有关的行动。

中央召开大会,决定军队介入。我们当时松了一口气,认为事情终于要有结果了。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军队的介入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北京市顿时进入混乱状态。为了阻止军队,学生和市民更大规模的参与进来。全城处以瘫痪状态,满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忧心如焚,希望人们能看清形势,赶快撤退。但那时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不能冷静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还很亮,就在我家门口,前三门大街上,年轻的学生们象接力赛一样,一边跑,一边高喊着,传递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转来的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很具煽动性的坏消息。如“某某监狱已被腾空,要用来专门关押学生啦!”等等。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出小的时候在东长安街上看到红卫兵的场景。我的血在往头上冲,我实在无法把持自己干厂长多年所练就的矜持,也顾不得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协调。冲上去截住了正在边喊边跑的学生,大声地对他们近乎是吼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吗?你们太年轻,没有经过这种世面,不知道将有什么要发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门事件。你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谁吗?你们这样闹下去,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赶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在为你们担心,在等着你们回家呐!”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上来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有人错谔,有人点头,有人叹息。说完这些话,我扭头离开了那里,担心绷不住再说出更多的什么。没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紧跟着我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以后,她发表了一通与我相同的感叹。我才知道,与我们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样疯狂的气氛下,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瘫痪,班车进不了市区,家住市区的职工无法上班,我们的工厂也无法正常开工。但家住厂区和周边的职工还要每天到厂上班。好在几年前为了管好汽车队(汽车队长跟我说,不会开车,别想管好这帮车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开车。我每天开着一个121小货车(当时根本不敢开小轿车进城),拉着五岳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厂子的基本秩序,我们都在担心和议论当前的事态,我和五岳都感到情况在恶化,学生们再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按我们的年龄、脾气和本性,已经无法再袖手旁观。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是决定一试。

我们的计划是:想办法接触学运的领导人,劝导他们马上收兵。我们首先连夜赶写了一份致学运领导的信,由五岳执笔。五岳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报的资深大编辑,他自己也是我厂的大文人,文笔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内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学运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钦佩;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刨析了继续坚持的利害和恶果;结论是:他们必须马上收兵,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信写好了之后,我们找来了住在厂区,会打字的厂机要秘书。她是那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车间主任,论派别,是在我这条线上的,也绝对可靠。我们一直干到天大亮。蜡纸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体记不清了。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署真名实姓,但留了职务和年龄。主要表明我们是同代人,只是比他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文件准备好了,问题是怎么送到他们手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也许会对个人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告诉机要秘书和他老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口如瓶。他们后来做到了。第二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上班,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天,我们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们的汽车队长,此人年长于我十岁,军人出身,绝对说一不二那种,对领导是绝对服从。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铁杆儿下属之一。更重要的是,救护车是他的专车,从来不让别人碰。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要知道,想见学运领导,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指挥部。那一天应该是6月3日,广场早已被学生们封锁,不许外人进入。最快捷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中心的途径就只有救护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找了一个帮手,此人叫小徐,他刚进厂时与我和五岳在单身宿舍住同屋。小徐与我的关系坚如钢铁,在我出国后的连续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交了三年党费,唯恐我一但回去,丢了党籍后不能再当官。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党员!叫他是为了给汽车队长当帮手。我们只需要救护车把我们送进广场,出来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护车进了广场,不拉人是出不来的,拉人送医院,还要回到郊区的工厂,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让队长放单,我们也总是不放心。一切就绪。为了保密,免得在职工中造成影响,我们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们想像的一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警笛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警灯,我们跟随着其它救护车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广场中心。除了无灯的广场那到处可见的,不断晃动的昏暗人影,让广场看上去那么阴森可怖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辆紧跟着一辆的救护车。救护车上不停旋转的警灯,成了整个广场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岳刚刚跳下车,门还没关上,我们的救护车后门就被人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人已被送进车里的担架上。在不断的“走!快走!”的吆喝声中,我赶紧冲队长喊了一声“小心!”,车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烟,绝尘而去。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心想:不愧是当兵的,真快。五岳拉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我们要赶紧找到指挥部。我们确信指挥部一定在某一辆大客车上。我们下车的地方是纪念碑东北侧。大客车都停在靠近长安街的广场北侧。很快就到了停车的区域,但不知哪一辆是指挥部。问了几个人,都不理我们。终于见到一位还算冷静的男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便带领我们向指挥部那辆车走去。指挥车里也没有灯,远远地可以看见车里面人影晃动。刚刚接近那辆车,就听得咣铛一声大响,从车门里摔出一个身躯,倒在地上。只见那人一咕碌爬起来,又蹿回到车里,紧接着是打骂的声音和身影。我们震惊、无语、呆立当场。恰在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救星。我们看到了学生代表与中央对话时,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那位年龄较大,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还记得她后来被判了刑,我们都很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挥车侧面的车窗下。我们赶紧抢步过去与她搭话。虽然看上去她根本没心情与我们交谈,我们还是弃而不舍地要把我们的话讲完。毕竟她的年龄要大一些,要镇静得多。她还是和我们握了手,耐心的听完我们以最简短的词句表述的来意。话是我说的。本人认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强。在上高中时,就曾不用讲稿,给兄弟学校的全校师生介绍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全场哄堂大笑,情绪沸腾。我的话说完后,她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们并不在她的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四目注视着她,静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对我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谢谢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们正在说服大家撤离,总指挥不在这里,我们正在联系,正在做工作,正在劝导,正在努力,正在。。。。。”边说边离开了我们。结果不用说了,我们精心策划的书信即使交给了她,也一定是废纸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变成我们的罪证。我们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几天以后它们被全部销毁。

我们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一直心中愤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满腔热情,思想单纯的学生们更懂得政治,更懂得游戏规则的精英们,上层人物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引导学运及时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测的悲剧。也许有人尝试过,但更多的人可能更乐得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许还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下场如何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对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领袖人物,政治精英,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我真是太失望了。不仅是失望,简直是痛恨!

六、惨烈的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四日,军队强行进城。有车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况我没有开车回家。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打电话。我们不想看到的终于发生了,而且远远超出我和五岳的想象。这一天实在太漫长,发生的太多太多。军队进城的过程我没有看到。我只想记述我的亲眼所见,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场面。

当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动时,已经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听到吆喝和呐喊声。当时我正在十层楼上,赶紧跑到楼道往下看。先看到一个解放军方队,前面有人开路,大概有七、八个人,端着枪,吼着冲向往队伍中投砖头的十几个民众,当把他们吓散后,队伍跑步前行。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只有前锋,没有后卫。在队伍冲过阻拦后,民众又出现了,追着向部队继续投砖头。眼看着两个士兵被打倒,部队仍不理会,丢下倒地的人继续前进。眼看着那些民众蹿上来对倒下的士兵拳打脚踢,还用砖头狠砸,我当时觉得他们要没命了。好在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后一拨的前锋又把那些人冲散。这一拨还是没有后卫。第一拨的场景又重演。这样的场面在大约五、六个军人方队过去之后,最后一个方队的军人且站且走,把伤员们收容。军人过后,暂时趋于平静。其间没有人开枪。后来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为什么部队没有后卫?为什么不顾战友的死活?这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才能发生。可又是什么,让保护人民的子弟兵与自己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众,还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的凶狠和残暴已经使他们演变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谁给了他们变成暴徒的机会?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先前袭击军队的人群又聚集起来,向我们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动进攻。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一层自己的家,透过我家厨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袭击者先是远远地投砖头,大铁门旁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们继续靠进,可以听到大楼前门和旁边玻璃的碎裂声。公安局是有准备的。突然,一群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呐喊着冲出大门。袭击者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冲散后,警察又回到警局内。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也在不断升级。攻击的人不断增加,除了砖头石块,又增加了燃烧瓶,很快岗亭被点着了。大楼台阶上也在燃烧。警察的人数也增加了,原来是在楼内,后来都站在大楼外的台阶上,用盾牌组成屏障。开始警察只是驱散人群,后来每次冲出来都试图抓人。亲眼看到一个人在我家楼门外的台阶下被警察抓走了。这里的事态在若干人被抓后开始平息。攻击的人群开始撤离,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由于门外静了下来,可以听到广场传来的枪声。我们赶快爬到十层(电梯早就不开了)。从十楼上可以更清晰地听到枪声,还看到像节日放花一样,但没有那么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红色弹痕,成弧形状,不断升起落下。那时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广场上又发生了什么。真想过去看看,但实在太危险了,在LP的劝阻下,一直没有再走出楼门。

七、到底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6月5日,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军队在距我家不远,公安部后门附近设置了封锁线。仍然有很多民众继续向封锁线冲击。不时可听到吆喝和叫喊声。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门前发生的一样,部队不时冲出来抓人。我们仍不能上班,呆在家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楼道的大门。出门一看,一名满脸惊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赶的男生急切的叫我们开门。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马上把门打开。其实,军队只冲出了很短的距离就返回了,只是这名学生被吓坏了,慌不择路,才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他让进家里,给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先让他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是从外地专程来京参加学运的。他简单讲述的经历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惊慌之中加杂着愤怒和激动。他还拣到了一枚烟雾弹的弹壳,看上去象个手雷,他认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弹,说一定要拿回去作为镇压的证据。我们劝导他赶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讲,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赶快去搭火车。我们还劝他把那个弹壳留下,带在身上太危险。他执意不从,我们也就做罢。简单吃了一些东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静时,他就离开了。热情、单纯的青年,这也算是他人生的锻炼和阅历吧。

之后的几天,民众与封锁广场的军队又有一些小冲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广场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不断地盘旋。我们每晚还出门走一走,散发一下郁闷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静和空荡,很难看到一个人。

上班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义愤填膺。我和五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称最后从广场逃出来的一个我厂的小混混找了来。就我们仨人,把门反锁上,严词审问。这小子初中毕业去插队,插队回来与我们一起分到工厂。在入厂学习班和我同组。后来五岳当过他的车间主任,对他多有调教。本质不坏,但不思进取,吊儿啷噹,爱凑热闹,胆子不小。平时见了我们就会耍贫嘴。人还算聪明,也明白是非。为了方便,这里就叫他小张。

开始小张不想说,毕竟也三十岁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烦。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找他为什么。跟我们打哈哈,说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说,这里只有我们仨个人,门是锁着的,我们都这么多年在一起了,你也应该了解我们。我去天安门广场不比你少,只有六四那天没去。我们只想知道那天部队有没有向人群开枪,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今天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可以全不认账。而且还要警告你,今天说的,到此为止,出了门,不许再跟别人说。惹了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架式,小张也严肃起来,讲述了大体经过。

据小张所说,部队到达广场后,并没有马上进入,而是先把广场包围后喊话,命令他们从广场一侧离开。小张当时很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队开始开枪,是真子弹,但是冲天放的。小张被吓坏了,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都趴了下来。并开始有人往外挪动。一有人挪,大家都开始跟着挪。也有胆子大的,一看没有向人开枪,就又直起身来。部队一看有人站起来,马上又开枪,冲天或冲头顶放,小张已经分不清了,但不是冲人。听到枪响,站起来的人又趴下。不断有人站起来,部队不断地开枪。最后没有人再敢站起来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话说,真丢份儿,我们都是从广场上爬出来的。我再三向他追问,有没有看到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没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说,真的没有。审完他,我和五岳心里才放宽了些。

后来的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但后来的电视画面只显示了人群在出口处涌出的镜头,没有显示人们从广场撤出的场景。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开枪的画面,过份地刺激人们的视觉。我不想说军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向人群开枪,但在广场没有。我相信小张的话。

八、接受审查

在事件平息后不久,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审查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帝王时期是殊灭九族,现代社会是过筛子,人人过关。我们是部属企业,又是重灾区,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线的正司级干部,无限期进驻我厂,进行深入排查。我们首先做的是,腾出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话,一张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专职厨师,确定专用单间餐室。一切就绪后,仨位大员进住我厂。每天吃住在厂里,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找人谈话,走访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专车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凭良心讲,这一次的清查工作,与以往大大地不同。总结起来是,雷大雨点小,与人为善,不置人于死地。这与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上层的政策都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执行人员的个人水平和品质。我厂的情况基本是和风细雨,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

清查的重点是领导班子,我又是领导班子中的重点。记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问话。我当时的心态是坦坦荡荡,把除了写信和送信那一节隐瞒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如实地作了交代。唯一没有交代,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县武装部那件事。他们是仨个人专门为这件事找我。并明确跟我讲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我这件事。我当时确实很吃惊,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就把我对当时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盘托出。他们问我,那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当时中央没有明确的声音,新闻报道一边倒,中央都在左右摇摆,我们根本无所适从。我是管生产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正值月底,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产任务。县武装部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掌控。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本应厂长或书记来拍板。后来证明,我的解释被认可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很自悲。就那么几个人,我居然到现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谁干的。只能感叹,人的劣根本性,在关键时刻就会暴露无遗。

我感觉,在审查后期,仨位大员的重心转向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首先摆明,对我的审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大的根本问题。但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坦荡,胸无大志的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领导班子换了这么多届,哪一个不是又出国,又分房,只有我没沾到任何好处,我也不需要这些好处。我插队时就想当个农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劳作,从没觉着苦。将来盖上三间大房,把父母接了来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厂当工人,也很喜欢我的工作。认为我不合格,我还可以再去当我的工程师,甚至去当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并不在乎做什么,我只是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习惯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铭,就是刷厕所也要比别人刷的干净。我也永远记着毛主席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组织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我说的挺激动,他们也点头表示赞赏。大概也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在我决定出国前,部里干部司找我,想让我接正厂长。

九、后来

整个事件虽然过去了,我和五岳却对形势很悲观。我们认为,好事变成了坏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滞后五到十年。我们原来就想过,承包制只是在大锅里分食,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触动产权,改变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打破大锅饭。这应该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发生,必然使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和到退。再想想我厂的现状,到处被束缚着,被捆绑着,被制约着。仅举一例。有一名职工严重违反纪律,泡病在社会上鬼混,根本不来上班,还作假,套现医药报销费。我们想处理他。只因为他父亲原是部里的干部,后曾任我厂武装部长。有三名部里的司长,打电话到我家来说情。厂长、书记外加工会主席,也受人之托来做工作。弄得我们无法下手。反过来,上面一句话,你个小小厂长就走路。虽然我们都还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对前途,我们实在打不起精神。这也是我最终放弃升任厂长的机会,毅然追随我LP出走美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我和五岳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并不全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从当时清查过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改革没有停滞。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伟人,是称职的舵手。

有人会问,你走了,五岳怎么办?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岳的情况。我出国后,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处长到我长任正厂长。此人是个实干家,他与五岳配合默契,干得有声有色。但好景不长。我厂很快被下放到一市属大公司。两年以后,因权利之争,他倆双双被搬倒,同时被平调到公司内其它单位。那位有背景的厂长后来被部里从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个更大的工厂当书记兼厂长,可谓权侵一时。但我97年回国时,他又从那里败下阵来,被放在北京一研究院任闲职。当年,我在与他交接时共处了四个月。听说他回京了,就专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虽然有些憔悴,但雄心还未减,还想从头开始。

该说五岳了。五岳就是五岳,他被平调之后,一气之下,不顾党籍,不顾公职,毅然跳海。通过过去的关系和熟人,纠集我厂的生产和技术骨干,另起炉灶。创办了自己的集体企业,全体职工入股,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产权机制的改变就这么神奇。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饭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风。当年我们 1500人,吭吭讥讥,一年下来,不过干一千万。他们300多人,去年就干了四个亿。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五岳,看他们自己的企业,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经济。虽相隔万里,事隔近二十年,我俩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为五岳的成功高兴。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还为企业蹲过一次监狱。但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逃离了祖国,在别人的土地上,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却没有五岳那么多的辉煌。但我并不后悔,人生走到哪里都是丰富多彩的。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在我们结婚十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灿烂生活。说来也奇怪,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并不羡慕五岳的生活,可五岳对我却极其羡慕。

十、结束语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刻骨铭心。创伤和损失是那时的事实。不管你那时的经历如何,从你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恨,是爱,是悲哀,还是叹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样的暴力和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我和五岳当年那样的无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剧不要在我们身边发生,特别不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珍惜生命,珍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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