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坛不倒翁阎锡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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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 “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52岁），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 ’，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53岁）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936年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54岁）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4 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55岁）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

　　1939年（56岁）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

　　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2月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57岁），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6月，日军将孝义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 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

　　《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

　　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

　　这时的阎锡山——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

　　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

　　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

　　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

　　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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