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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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对于上海市大批资本家自杀，而且数目越来越多的情况，薄一波不能不开始高度重视。他显然相信，所以造成运动以来250个资本家被扣押，222个资本家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三反”各机关单位不守纪律，为自己部门定案追赃，对上海资本家乱捕乱斗的结果。他明确提议：“三反所提供的材料只能给五反作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五反只应按照重点的要求去进行，顺利解决三反材料问题，而不是为三反而五反。否则机关老虎可以乱咬资本家，而资本家亦可以乱咬干部，这样对三反定案亦无好处。是则是，非则非。”为此，“（1）可以向资本家指出，有人揭发你有行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据实讲出；（2）如果你不承认应具结保证，今后如果查出加倍处罚。这样既不会僵持而发生逼供信，又可保持主动。”[5]

关于上海“五反”的第三阶段战役，薄一波与上海市委商定的部署是：从4月20日开始，争取在10天时间里，“（1）彻底解决一万户大户的问题。连一二战役已解决的两千户在内，共一万二千户。所谓大户是指十人左右的商店和四五十人以上的工厂而言，完全采用小组面对面、大会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解决。只在必要时才采用检查队开进厂店的办法。（2）彻底全部解决六万八千四百户小户的问题，包括把问题搞透、审查定案，发通知书在内。小户系指不雇请或只雇一两个职工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而言。这部分工作已经开始，估计在四月廿日左右即可全部解决。（3）在解决了六万八千四百小户后，再从八万三千户中等户中选出五千户到一万户出来加以解决。以上所指的三类户数解决后，即等于解决了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如此上海五反运动即基本上解决了问题。（4）争取在五月一日以前，把一二两战役所打下来的两千一百七十户重点户做出最后结论，包括违法资本家订出退财补税计划，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工人审查定案，并发出通知书。”[6]

针对第二阶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如下意见。

“（1）对违法资本家工厂企业的处理问题。许多违法资本家，其盗窃国家资财已接近或超过其工厂企业资总值，许多同志希望把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拿过来。但这样做对我极为不利。一管不了；二容易造成恐慌，政治上不利。因此决定采取如下办法：除对大投机商人和完全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的工厂企业予以清理整垮外（数目不大），只准备在理由十分充足，社会十分同情的情况下，接收极少数的有垄断性的或在生产上占极重要地位的工厂企业（这数目也不很大）。其余则一律采取由资本家退财补税，现款偿还。在资本无力偿还现款，要求出让时，再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但公私合营太多政治上亦不利），或只收买其股份，而不宣布公私合营。在资本家不愿出让而又无力偿付现款时，还可让资本家写下欠约，分期偿还，国家派人监管。此外，还有一个罚款问题，对严重违法或完全违法户，根据中央法令除退补外，尚应处罚。我们认为处罚的户数不宜太多，只要其能彻底坦白，立功赎罪，一般可以退补不罚，罚了拿不出，徒负虚名，对我不利。

“（2）加工订货问题：五反对加工订货提出了新问题。比如有的工厂企业其资产与负债已经相等，甚至超过。有的五毒俱全，是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这些生产企业……工业部和贸易部是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加工订货的。经研究，在工厂企业设备较好，技术较进步，生产量大，工人多并保证不挪用原物料定金和加工费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加工订货，但须有工会作保证，这就自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拟采用劳资协商会议形式，或采用新创的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的形式来实行监督。总之，要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共同签、共同负责。

“（3）隐匿敌伪财产必须有明确界限，否则很易搞乱。经验证明，明显地隐匿敌伪财产、股票、黄金、外币、房地产、订货款、加工物料，隐匿敌伪归还的超过其原来设备的设备，隐匿敌伪占据其工厂后加扩充的设备，这是没有争论的。而日本投降以后资本家用各种方法落入自己手中的工厂完好无损的，则纠纷甚多，其中有些是经过合法手续用低价购得的，许多同志想整这一部分，我们认为理由不充足，以不搞为宜。

“（4）上层资本家三百零三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若按其盗窃国家资财的数目来说，大部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但这样做到以后继续团结使用将会发生困难，应根据其政治态度及其企业的设备、技术、产量、工人等情况，从轻处理，一般给以守法户、基本守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户的通知书。

“（5）上海五反开始后，从三月廿一日起，到现在为止，抓起严重违法、抗拒运动及人缘不好的资本家共卅余人。经验证明抓多了好处不多。准备在整个运动中抓人数目控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所已抓起来的二百八十人，则共为五百余人。准备要杀的人，现只选择对象和准备材料，预定为五个到十五个人，俟中央决定总的办法后，再规定具体进行的步骤。”[7]

对薄一波的上述意见，中共中央除特别强调要毫不迟疑地贯彻工人监督一条以外，更明确批示：“中央同意上海五反运动第三战役的部署，和上海来电所提对于五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加工订货的保证手续，除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外，还应加上订货代表和政府负责机关，五个方面共同签字，使公私、劳资、买主卖主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隐匿敌伪财产，不仅在有争论的部分，即在没有争论的部分，也纠纷甚多，因之，各地不要企图在这一次将所有隐匿敌伪财产的案件清理完毕，而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于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在目前五反胜利局势之下，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各地五反在结束阶段，可提出你们准备要杀的人数，以大城市与省区为单位报告中央，但不忙执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统筹全局后，再提出控制的比例数字。一般地说，这个数字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而只觉其死有余辜就好。”[8]

[1]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8。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34。

[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5／47－48。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

[5]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60。

[6]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48。

[7]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51。

[8]《中央同意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电》，1952年4月1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6。

对立即贯彻工人监督一点，薄一波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甚多，首先必须明确，其性质应该是监督生产，而不是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及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包括其合法利润的使用权在内）。其范围应做到废除后账，营业公开，为使了解企业的储备、生产计划、资金运用、收支和盈亏情况等，并对国家的加工订货、收购、承包营造工程及应缴的税收，实行监督，必须督促资方正常生产，防止消极怠工，防止“五毒”继续发生。其组织形式目前以采用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或沿用劳资协商会议的形式为宜。现在上海有些工厂，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资本家和工人均迫切要求，不如此将不好继续经营，但有些工厂资本家是企图将一切责任推卸给工人，事事向工人请示，这是不怀好意的，至少是在消极抵抗。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不宜马上推开，决定在市委下面成立一个委员会，先选择七八个私人工厂重点试验，俟取得成绩报告中央批准后再行推广。[1]

除工人监督一点外，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上海各大资本家具体定案归类和退财补税的问题了。由于前一阶段“五反”所挤出的违法数额已大大超出原先的估算，故薄一波电告中共中央说：“一二两个战役重点户二千一百七十四户须退补三万四千亿元，中小户六万户须退补六千亿元，两项合计四万亿元。五反结束整个工商户须退补金额将达十万亿元（不包括罚没）。这也许可能算的过火些，但打个七折仍是七万亿元。上海私人资本总值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约为五十万亿……，一九五一年的盈利是八万亿元，除去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则是五万亿元。很明显这样大的数目，资本家是一下拿不出来的。而我们同志大多有抓一把和各取所需（管什么的想要什么）的想头，如果党没有正确而坚强的政策，就一定要搞乱。”他主张：“根据上海资本家的实际偿还能力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做到有利，大体按照二二六的比例解决是适当的。即现款偿付百分之二十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实行公私合营或公股私营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六十左右则记账分期偿还。估计这样做即可得到实际利益，又对维持生产有利，政治上站得稳，社会上同情，资本家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还必须坚持对有代表性的大资本家“保护过关”的承诺。如此“就要求打破按违法数字定案的标准，而须从其他方面找理由。比如按（1）政治态度很好，虽有违法行为但一向民主，并靠近我党；（2）对社会生产有一定贡献，如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3）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确具代表性；（4）五反中带头坦白，立过功等四条件，加以鉴定。如此，则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守法户（包括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钟叔平、吴蕴初等人在内）；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基本守法户；初步统计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可列入半守法半违法户，而列入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仍有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2]

根据上海市委的部署，上层资本家的互助互评活动从4月18日开始转入总结会阶段，即资本家们一一在各行业各厂店的工人、店员代表面前做最后的坦白交待，以求职工代表的谅解过关。由于开会之初，潘汉年首先讲话，为会议定了基调，事先工作队又已经按照市委的要求，精心挑选与会的职工代表，并反复做过他们的思想工作，暗中已确定了每个资本家的类别，因此总结会开得异常顺利。经叔平因为是在总结会上第一个做坦白检讨，又是当着所有上层资本家的面，因此格外紧张。不意工人代表的批评极为温和，并且肯定其坦白比较彻底，当场建议增产节约委员会将经叔平由互评组定的严重违法户，提升为基本守法户。经“听到这里时感动得流泪”，并“再度要求发言，强调今后愿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生产，并保证完成退款计划等。”会后，刘念义表示：“潘副市长讲的斗争尖锐，处理宽大的政策是兑现了。”胡伯翔亦感慨万千，说：“工人的宽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朱鸿仪激动地表示：“我保证以后一定搞好生产计划，关于退款方面，我要重新订出计划。”[3]

经叔平开过头之后，郭棣活、荣毅仁等都顺利过关。按照薄一波“有的让它们衣冠整齐地过去，有的让它们丢盔弃甲地过去”的部署，上海市委采取了带有明显区别的作法。如对身为市协商会议副秘书长的盛康年，因其是重点保护过关对象、工商联主委盛丕华的儿子，一贯表现靠拢中共和政府，故潘汉年亲自出席听取其过关坦白，并在笼统地批评其对革命抱着客观主义态度，指出其组织的“七一”学习会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加工场所”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其三年来在工商界的工作成就。因此，虽然工商界与会人士对盛提出的问题较多，盛还是顺利过了关。但对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鉴于其一向比较“固执”和“傲慢”，工商界上层人士一般对其较宽容，潘汉年不仅没有出席会议，而且工作队还组织了与会的总工会、工商联工会、新闻界、民主党派等单位的代表一齐发难，攻得胡十分狼狈。[4]

上海市委于4月30日专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对上层资本家宽大处理的根据及其情况。内称：

“（一）守法户四十八人（占三百八十九人的百分之十四点九）。根据从宽处理的原则，其中大体可归纳为六类：（1）解放前对民主运动会有贡献及解放后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者，如盛丕华、胡厥文（带头坦白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篑延芳、市政府委员项叔翔、民建中委沈予槎及宁思宏等。（2）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的，或在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运入机器，扩大设备积极者。如刘鸿生及其三个儿子（交代五毒八百廿九亿元）、吴蕴初、荣毅仁（交代五毒二千四百余亿，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郭棣活（交代五毒一千二百七十三亿，［均系］解放后曾进入纱锭一万枚及七千千瓦发电机发展生产）、刘靖基（交代五毒三百亿），经营棉纺工业有信心，且有专长，注意工厂安全设备，简万玉阶等。（3）在技术上有一定成就，对今后国家建设有作用的专家。如胡汝鼎（电机专家）、魏如（机械）、颜耀秋（机械）、杨顺生（造船）、黄素封（药学）、余贺（细菌学）。（4）在五反中表现积极，交代彻底带头检讨并帮助人，检举有功者，如经叔平（交代五毒四十亿，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罗伯照（自动坦白隐匿美商所存股份卅一亿）、汤蒂因、郭秀珍（二人均为女工业家，五反中态度尚好）、邱再春、王兼士、蒋伯笙、赵体润、史恭康、陈铭珊（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5）在其他地区有较高政治地位者，如姚惠泉（苏南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6）其他公私合营企业负责人或中小工商户，问题不大者。如陈已生、王志莘、沈日新、席文光、姜鉴湫（均市协商委员）、王子澄、虞贤法、张锡潮、朱企章（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杜子云、叶宝珊、鲍学仁、芮松祥（均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方子文、包蔚然、姜捷三、蔡安富、王民贤、顾关全、刘益三、秋国良、秦开明、徐一寿、吴云山（均各同业公会主委）、林德年、朱克麟（均工商经济团体积极分子），以上五十八人计经营工商业六十六户，计工业卅八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五七点六，商业卅八户，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二）基本守法户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廿七点二），包括市协商委员四人（方子藩、诸尚一、吴振珊、王性尧），工商联执监委员卅四名（著名的如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庆丰纺织公司经理王子建、沪新纺织印染公司经理唐君远、针织工业之徐昭候、中和造纸厂经理朱鸿仪、大中华橡胶厂经理洪念祖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七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四名，各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四名，其他三名。以上一百零六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廿四户，计工业四十一户（占一二四户的百分之三十三），商业八十三户（占百分之六十七）。

“（三）半守法半违法户九十五人（占百分之廿四），包括工商联执监委员卅五名（如丝纺业之韩志明、丝织业之童莘伯，染织业之强锡麟、搪瓷业之董叔英、眼镜商业之吴国城、棉布商业之孙照明、无线电商业之苏祖圭、新药商之屠开征、钱家骠、百货业之李康年、国际贸易之高事恒等）。另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五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二名，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一名，其他三名。九十五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一十六户，计工业五十三户（占一百一十六户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商业六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三）。

“（四）严重违法户二人（占百分之点五），一系源仪馆连（原文如此－引者注）商业主委陈秉权，一系珠玉商业主委杨菊生，两人作风恶劣，坦白不诚，人缘不好，故给予打击。

“（五）在初步定案的二百六十一人中，尚无完全违法户。至于留区检查的八十六人，则大半属于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户，现情即严重案，估计不致超过三百八十九的百分之廿。”[5]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政府想要保护的对象，在工人、店员那里都能通过。惇叙银行经理蔡松甫上海解放前设有暗账，上海解放后很快全部结清。在这次互评会上交代出150根金条，但该行职工认为蔡至少还有300－490根金条打了埋伏。根据是其襄理和副理在行内被群众批斗熬不住时信口之说（以上海解放前每天能赚一根金条估计）。故银行工会屡次派人来金融组进行交涉，且态度强硬，公开扬言：“在三百O三个人中，独有蔡不能从宽，应以少数从严的标准来检查他。” 职工们并且批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搞得不彻底，认为：“区比市搞得彻底”，根据就是在他们区里这次至少“有两个人跳楼”。他们甚至坚决不听工作队负责人的劝阻，强硬声称：“不是蔡松甫跳楼，就是我们七个职工代表集体跳楼！”[6]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时已颇有名气的食品企业冠生园的老板，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同时又是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的冼冠生，也于4月21日在曹河泾厂自杀身亡。原因也是因为该厂工人非法关押逼发所欠工资引起的。由于冼从做陈皮梅起家，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把工厂做大，因此一向省吃俭用，有钱就发展事业，就连女儿生活困难都无力帮助，只能靠自己去向外借债。因“三反”运动造成的糖果饼干和酒菜生意大受影响，资金周转不开，2月下半月即开始积欠工资。公司每月工资所需达2.4亿元，公司负债已达13亿之多，还要维持公司日常运转，冼虽已67岁，又患高血压，在家休养了七八年时间，最后还是被工人从家里揪出来逼其发放工资。冼因为被关在公司办公楼上45个小时，经受不这种刺激，不得已选择了自杀。[7]

[1]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2]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0－251。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7－258，261－262。

[5] 《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78／125－129。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83，316。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87。

众多资本家随后虽然都顺利定案，但因为被保护的程度不同，归类不同，比较那些违法事实多、数额大的大资本家，相当多数中小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心里不平衡。不过，更大的问题到底还是如何退补的问题。那些原来打定主意想要通过把厂店公私合营来解决问题的资本家们，面对政府不接受公私合营的办法，这时显然进退两难。朱润生即说：“当前的关键是在于退款了，潘副市长指示，不希望公私合营，又不许退款时期拖得太长，”问题是，“大型工业，因为抽出资金或出卖机器、原料，都不可能，要想短期退款很难办到。”[1]家用化工业公会对全行业做了统计后表示：“全业共有244家，资产总值最多约750亿。据公会了解，仅业内重点户的违法总额已达600亿左右，占资产额的 80％上下。以个别同业来看亦是如此。拥有资产350亿左右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一半以上的资产要完了。丽来行违法数字超过资产。固齿灵牙膏厂违法数字且超过资产二三倍之多。因此，有些同业摇头叹气说：‘这难道还不叫消灭资产阶级吗？’”[2]

这种情况甚至也直接影响到工人和店员的态度。相当一部分职工不愿意再受老板的支使，例如有家店主要店内工友去发一封业务上的电报，工友反过质问他：“你脚生不生？”店主只好自认晦气。有些工人或店员则对老板颐指气使，老板的工资被职工扣发，连出门都要向职工请假。荣德生、盛康年等人的工资就被工人停发，理由是不见他们来厂工作。华明烟厂工会要求经叔平退出厂内的办公室，开美科药厂工会勒令蒋伯笙从厂内自己的住房搬出。[3]但是，还一些职工却是对老板坦白数字太大十分不满，担心照此退赔会丢掉饭碗。据报，黄浦区15个重点户的一般职工，都害怕退款后影响店内资金周转，无法经营下去。李康年的萃众毛巾厂“五反”支会，听说李承认非法利得20多亿后，马上组织人手查账，然后将算账的副本摊给李康年，认为李坦白得太多，要求李改口。[4]资本家的家属对此更是担心不已。莫高明的老婆公开讲：莫坦白了10多亿，而全部资产也只值10多亿，今后如何生活？德丰祥绸布庄经理贝竹韻因为未征得家人的同意，坦白数字较大，因此回到家里就发生了严重的争吵。[5]

即使是像荣毅仁这样资本雄厚的大资本家，因为所报违法利得太大，这时对退补也是愁眉不展。他明白告诉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说：目前反到他头上的从东北、直到广东，各地都有。仅因无锡茂兴面粉厂给中粮公司加工面粉不合规格，就要退付中粮公司10亿元。他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只能设法将其押款10亿，还要看能否如愿。至于退款，申新系统欠花纱布公司与人民银行的就有800亿，再要还各地的要账，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只能以厂相抵，或实行公私合营才有出路。如果“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6]

面对资本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4月29日召集303个上层资本家和前一阶段74个重点户举行了座谈会，由潘汉年亲自出席，听取意见。资本家们虽然早已把许多事情都算进成了非法利得，这时却都感到标准不清，因此纷纷询问行业内生产与贸易非法与合法的标准如何。如荣毅仁就问：“棉纺业为节约原棉，并进下脚比规定多一些，但出品的规格和等级一样，是否作偷工减料？”“纱的含水量不得超过9％，否则算偷工减料，但我们因技术所限，不可能恰巧9％，有时是低的，只8％、7％等，但自纱厂到布厂的纱含水少后，是否要补货物税？”经叔平问：“代国营加工时只开了估价单，未计算成本，结果利润很高，货品规格符合，是否算盗窃？”蒋伯笙问：“订货无合同，也无成本表，因售与国营，故售价比市价便宜，但利润还是高，是否算盗窃？”王子建说：“纱布交换率现在是一件纱换36.17匹布，过去是35.92，再以前是 35.5，这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废料减少的缘故。而互助互评小时上有人把以前代织的布一律用36.17的标准，倒算上去，作为盗窃国家资财，这点工会也有意见。”[7]

对于资本家所提各种违法的标准问题，上海市委这时也已拟就了一个计算办法草案提交中共中央审议。主张小额回扣、请吃馆子和看戏等均不以行贿论处；偷漏税和偷工减料都只计算1951年部分，账外资财不包含不属于企业范围内之现金、房屋、日常用品、手饰等，且查出者三分之一仍归原主所有；凡属正当借款经营所获利润，包括超额利润，均不属于盗窃国家资财；为了生产向国家工作人员打听生产情况，或无意中了解到国家财经情况，或偶尔失密，不作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论。中共中央的批复，还取消了原草案中规定敌伪搬走私人工厂设备，归还时凡有超出原搬走设备的部分，应计算价值算为侵吞国家资财一条，并明定违法套汇应自 1950年算起、违法贩卖金银应从1951年算起，并一律按银行现行牌价折算成人民币。[8]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很快还下达了更具体的各城市退补金额的宏观控制数字，明确规定：上海虽打出违法金额10万亿，只应核定为4万亿。[9]

由于担心继续“五反”下去，经济上会出现很大问题，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于5月5日已就运动中诸多问题，以及对资本家的种种政策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目前资本家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而整个经济形势现在相当严峻，一方面是工人大量失业，一方面是“上海的成品积压，除堆满了公私仓库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输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了农民春耕资本；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力。”目前的出路，必须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有兴趣，有积极性与自动性。而要达此目的，“就要注意解决下列问题：（一）退财补税的限额，应达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个限额以什么作根据，我认为退财补税的限额应根据一九五一年资本家的纯利收入，在这个限额内我们只退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为好。超过这个限额，就可能严重损害资本家生产与经营的兴趣。例如上海一九五一年的纯利约八万亿，退补二分之一则四万亿，所得税与捐献已拿回了三万亿，资本家只剩下一万亿，还要付出红利、奖金等，如果要在上海退补十万亿，八万亿或六万亿都是不妥当的。……（二）退财补税的时间上达到照顾市场的银根情况。用人工呼吸法来维持退财补税的办法，不是一种正常的法则。上海三四月份能够维持是我们每月多投放了十万亿的结果。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害多利少。我们认为今年的退补时间最好放到下半年去做，待市场活跃了，退补才不至影响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全部退补最好分作两年或三年，不要一年退清，更不宜在四个月或八个月退清（天津作法），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三）在搞好生产能经营的基础上，再做好工人监督生产的工作。目前只能作一些典型试验，过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加深劳资间的紧张的情况。五反中已使劳资间的感情过份伤害，因此必须在搞好生产与经营中达到改善劳资关系，弥补伤痕，然后再作监督生产与经营的设施，这种顺序是合乎运动发展规律的。如运动一斗二压三监这种连续的打击方针，只能用之于对付敌人，不能用之于今天尚在合作的资产阶级。目前有些资本家表示愿意接受监督，这往往不是出自本意与好意，而是出自畏惧与坏意。（四）五反后加工的工缴与订货收购的价格必须照顾到合理利润，不照顾这一点，就可能逼迫资本家回到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方面去。严格的监督与防止资本家再施五毒，必须与规定合理的利润相结合，不能把资本家当骡马骑，使他们无利可图，否则就无人愿意做资本家。”[10]

6日，上海市委财委也就上海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对资本家的态度问题委婉地提出了意见。其意见说：“上海自三反五反运动展开以来，由于加工订货、收购、贷款陷于停顿，基本建设扩大，机关及社会消费大为降低，且适值淡季，产销向例减少，加以不法资本家以逃避资金、停厂关店来抵抗五反，因而在春季出现了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萧条现象。”在薄一波主任亲自主持和各级领导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扭转这一局面。但问题仍未解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物资交流不畅，全靠政府收购，实销不多。这需要中财委通盘考虑，设法改变。二是“三反”以后，一般干部畏首畏尾，怕犯错误，直接影响到业务工作的开展。三是受此影响，国营各部门在加工订货过程中杀价收购，工缴费给得过低，使资本家无利可图，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而资产阶级经过“五反”之后，经济上被大大削弱，生产情绪已经相当低落，如果再逼其退财退款，对恢复经济将造成极大妨碍。因此，报告也明确主张：“从整个经济情况来看，对上海五反退款问题，似宜慎重处理。”[11]

[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2。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3。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4，296，301。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8，256，282。

[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6，255。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5。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93。

[8] 《中央批转上海计算违法工商户五毒行为办法电》，1952年5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11／130－136。

[9] 《中央通报各大城市违法工商户所得核实控制数字给各中央局电》，1952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8／96。

[10] 《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建议》，1952年5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498／179－183。

[11] 《上海市委财委关于加工订货生产情况的意见》，1952年5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498／193－198。

对于谭震林和上海市财委的建议，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后，于9日复电予以认可。电报称：“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对于退补时间，中共中央也表示应该一律推迟到九十月份再开始为宜。数大者还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洒发交出现金。电报特别强调：“这样变动，（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1]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在5月11日市府委员扩大会议上对上海“五反”运动做了初步总结，说明了政府准备全力扶助生产，放宽退补时限和放宽退补方法的态度。随后，深受资方诟病的市百货公司，也一改几个月来拼命杀价的做法，根据厂方提出的成本单，重新又按以往的九五折计价收购了。上海市委并且在查实私人工商业户非法所得8．4679万亿的基础上，最终核定实退数为3．7519亿，削减了一半以上。[2]同时还内定对各资本家，在严格控制退补总额的同时，实行分期退补的办法。1952年退补一般延至9月份以后开始，年内退1万亿到1.5万亿现款，退而不出控制在1万亿以下，其余在1953、1954年分期退清。[3]且违法金额不足200万元者，一概免退。如此全市核定免退者即达到112351户，占153030户的73．4％。[4]

不过，即使是按照新的精神推迟退补并重新核定违法利得之后，上海的大资本家们退补的金额依旧相当可观，有些退补数额仍在坦白数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甚至有三分之二之多。如以崇信纱厂董春芳为例。该厂原坦白行贿、偷漏、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总计金额79.55 亿，拟请免议金额35．25亿；拟退款金额：34．42亿。9月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正式发出“处理通知书”，董春芳被划为半守法半违法工商业户，“除依法退款补税外，不另处罚”。而“退款补税通知书”则写明：“你户违法所得经核实为伍拾参亿另捌佰参拾肆万元（内包括应在一九五二年补缴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壹拾亿另贰仟贰佰念壹万柒仟参百卅一元）应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缴纳。为照顾生产和活跃市场，除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由税务局另发补税缴款通知书限期补缴外，其余退款时间得延至今年冬季以后开始，如自愿及早退款，亦可在今年冬季以前开始缴纳。”[5]与此前坦白之数相比，政府最终复查核定可减免的，不过25．47亿，与中共中央要求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相差甚远。可知，资方的负担依旧十分沉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生产赢利的空间极小，甚至不可能。

根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7月运动正式结束后所做的统计，“本市私营工商户共有167716户，除外商、救济事业、文教事业、医师诊所、关店歇业无资方等4750户，郊区9527户，未评未处理409户，参加五反的私营工商业户共153030户，占全市私营工商户167716户的91．24％。…… 参加五反工商户153030户内，守法户59711户，占39％，基本守法户69730户，占45．6％；半守法半违法户18362户，占11．98％；严重违法户4512户，占2．95％；完全违法户715户，占0．47％。其中上层分子390人，共417户，内守法户70户，占16．8％；基本守法户 146户，占35％；半守法半违法户155户，占37．2％；严重违法户36户，占8．6％；完全违法户10户，占2．4％。”“完全违法工商户计600 户(原文－引者注)，其中应予各种刑事处分的，拟为220户，约占全市工商户1．4％0。”其中，拟处“1、死刑及死刑缓期6人，占完全违法户的1％。 2、无期徒刑6人，占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占2％。4、十年以下五年以上徒刑18人，占3％。5、五年以下一年以上徒刑150人，25％。 6、劳役改造18人，占3％。7、管制10人，占1.6%。”“杀关者拟不超过60人，约占完全违法户10%。其余缓刑。”“尚有380户拟免予刑事处分。”[6]

上海“五反”运动的结果是，劳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其代理人，包括与高级职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家多半已很难自主指挥和管理生产了。[7]受 “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公私关系的改变尤其重大，私企私商的信誉在公家人的眼里，几乎荡然无存。而国营、公营，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则日渐壮大，无论原料采购、加工订货，还是产品销售及价格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营商业更是全面控制了市场各种产销渠道，几乎掌握了私企私商的命脉，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经叔平这时的一段谈话很能够反映上海资本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他说：整个私营卷烟业的前途，政府究竟是要维持，要紧缩，抑或是要发展呢？现在公营烟厂完全控制了价格，私营烟厂前途茫茫。是转业，是关门，同业每天到公会来反映意见，要求解决，我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我到贸易部去反映，贸易部说意见很好，让我们考虑考虑。我到工业部去反映意见，工业部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意见还未统一。我以公会名义约了公营烟厂、税务局、工商局一起讨论市场的香烟价格问题，公营的中华烟公司就是不来。而且又推出了新装的“光荣牌”香烟，价格每箱又减低100多万元。“真是弄得人走投无路！”[8]

很显然，尽管从上海市委，到华东局，甚至到中共中央，这时都还对上海的资本家在经济生产上的能力和作用颇为重视，因此不能不在“五反”策略上采取了一些让步的作法，但事实上，上海的资本家经过这次运动已经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甚至是在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心理层面上，都是如此。

[1] 《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1952年5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9－180页。这里所引最后一句系根据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6）。

[2]上海档案馆藏，B13／2／248／10，22。据前引《上海“五反”运动》一文，全市153030户共查出违法金额74900亿元，最后政府核定应退款为35000亿元。《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871页。

[3] 《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期总结及第四期部署的报告》，1952年5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11／142。

[4] 前引《上海“五反”运动》。原文为200元，估计为200万元之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872页。

[5]上海档案馆藏，Q194／1／285／2－12，27。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87／20－21。此数字8月份又有所变动。据当月《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制定上海市工商户定案分类统计表》，守法户 60271，39。23％（上层70户）；基本守法户69883，45。49％（上层149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8310，11。92％（上层152 户）；严重违法户4483，2。92％（上层36户）；完全违法670，0。44（上层10户）；合计153617，100％（上层417户）。

[7] 薄一波这时就讲过：“五反”后，“资本家没有了所有权、使用权、用人权及经营管理权。”《薄一波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党组党员大会上的报告》，1952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507／10。

[8]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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